作史都不能無取裁，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像他的《詞選》一樣，所以使我們驚訝的不在其所取而在其所裁。我們不驚訝他拿一章來講王梵志和寒山子，而驚訝他沒有一字提及許多重要詩人，如陳子昂，李東川，李長吉之類；我們不驚訝他以全書五分之一對付《佛教的翻譯文字》，而驚訝他講韻文把漢魏六朝的賦一概抹煞，連《北山移文》《蕩婦秋思賦》《閑情賦》《歸去來兮辭》一類的作品，都被列於僵死的文學；我們不驚訝他用二十頁來考證《孔雀東南飛》，而驚訝他只以幾句話了結《古詩十九首》，而沒有一句話提及中國詩歌之源是《詩經》。

但是如果我們能接收他的根本原則，采取他的觀點，他的這部書卻是中國文學史的有價值的貢獻。他把民間文學影響文人詩詞的痕跡用著顏色的筆勾出來了。盡管有許多人不滿意這部書，這一點特色就夠使它活一些年代了。但是我們看，他的根本原則是錯誤的。

他的根本原則是什麽呢？一言以蔽之，“做詩如說話”。這個口號不僅是《白話文學史》的出發點，也是近來新詩運動的出發點。《白話文學史》不過是白話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就許多事件說，做詩決不如說話。在這篇文章里我把“做詩不如說話”的理由說出來，以就教於胡先生和一般講詩學者。——選自《詩論》1984年7月三聯書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