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者多助，霍爾的興趣，使若干墨爾本出身，在海外事業成功，對中國藝術有興趣的人，給予他一些幫助。一位發了財的律師一口氣捐了八十八件陶瓷，自漢初至清末，樣樣都有。這當然激發他更高的興致，努力於中國古器物的收藏。這時候，中國正值大混亂的時期。軍閥割據，很容易混水摸魚，一位住在中國的澳洲軍官名柯林斯者，答應為霍爾負責收集。

柯林斯描寫當時中國的情形，很多唐、宋的古墓被挖掘，陶瓷雕刻甚多，但對該等古墓的背景資料一無所知。歐美人士已把存世的中國藝術的佳品搜羅一空，就等著看挖出來的東西了。日本人更派了代表到各地去查詢任何高級古物出土的消息，可以與歐美的博物館競爭。如果澳洲要分一杯羹，非在當地駐有專負收集之責的人是辦不到的。柯林斯為霍爾在當地以甚低的價格收集了不少名貴的古器物。

收購的這批漢唐古物是不錯的，但該館某諮詢委員接受一位骨董商的意見，卻認為這些古物都是假貨，而引起一場爭辯。中外一樣，博物館遇到外界指責時，沒有人追問指責者是否有資格發問，一味的要求博物館改善。霍爾館長沒法子為這些古物的年代提出鐵證，只好要求大英博物館的專家胡伯遜氏提供意見。胡氏是一位學者，認為該館自己應該聘請專家，因為陶瓷年代的判定是一種學問，有時新資料的出土，會改變原有的看法。這樣的答覆無異於火上加油，使諮詢委員會對霍爾失去了信心，收購的撥款中斷了兩年。

後來愈爭愈烈，霍爾被迫把十六件最得意的漢、唐古物運到倫敦去鑑定。鑑定的結果，古墓出土的十四件均真，而其中十二件為優良品。霍爾打了一個大勝仗，那位咄咄逼人的骨董商啞口無言了，但該館的珍貴收藏中的七件卻因運送不幸破損而需要修補。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維多利亞國家畫廊的中國收藏主要是一位肯特先生的貢獻。這位先生在中國服務多年，對中國的古物著迷，收藏了很多，知識又十分豐富，且品味甚高。他是墨爾本人，所以就把收藏品一百三十幾件借給國家畫廊展覽。展覽的結果非常轟動，參觀的人群使肯特感動之餘，就全數捐出來了。不但把收藏品捐出來，連自己也捐出來，正式投入該館的工作，成為第一位東方藝術的監理人（Curator）。肯特在該館的二十幾年間，建立了陶瓷以外中國美術的收藏，充實了中國陶瓷的收藏，而且明智的以陶瓷的收藏為該館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