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時間3月20日下午18時30分，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六大洲上百個國家和地區，其中88個國家形成本地傳播，累計確診247406例，死亡10225例，治愈89275例。如果從去年12月8日武漢衛健委通報首例病例算起，疫情至今剛過百天。防疫大戰不知何時結束，但它至少已對九大觀念構成沖擊，也將在塵埃落定後影響世界發展。 

第一是安全觀。新冠肺炎疫情從波及國家數量、人口規模、經濟損失、集體恐慌和各國備戰等因素看，除傷亡人數這個維度外，其軟殺傷堪稱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既是傳統安全威脅即古代瘟疫流行的現代版復活，又是傳播速度和範圍呈幾何級擴大的非傳統威脅。教科書上對人類安全與威脅的定義將被改寫。

第二是生態觀。新冠肺炎病毒被科學家基本確定為源於蝙蝠攜帶的病毒。這是2003年果子貍傳播病毒引發非典疫情後，人類再次因食物鏈紊亂遭受懲罰。透徹理解生態文明理念，理順生物和諧關系，“敬畏自然”“遠離危險和陌生動植物”等新生態觀將深入人心。 

第三是衛生觀。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暴發的原因之一是近距離傳染，包括肢體接觸、呼吸和飛沫二傳。人們將深化“距離產生安全”的認知，接受諸多良好習慣乃至適當移風易俗，如在人口密集場合戴口罩，洗手、消毒、分餐、使用公筷公勺成為衛生剛性需求，遠離不良嗜好與野味，社交場合減少密切擁抱和避免貼面吻面。近日，梵蒂岡教皇謝絕信徒吻手、英國查爾斯王子合十致意、美國副總統彭斯碰肘問候等引發關註，顯示了公眾人物引領安全型社交禮儀的努力。

第四是國際觀。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檢驗了誰是真正朋友，誰是持久朋友，誰是表面朋友，也見證了誰永遠都難以做朋友。大難臨頭，50多個國家“閉關鎖國”外人莫入；歐盟內部恢復硬邊境，成員國限制出口乃至截留過境防疫物資；各國政府基於內政而向海外僑民敞開家門，流散僑民則因安全感缺失期盼回歸祖國。這些景觀強烈沖擊著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觀念，重新強化了國家、主權、民族、邊界、領土等傳統國際法概念。 

第五是治理觀。世界近200個國家形成的多種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大集市，在此次疫情防範中晾曬出多種方案和模式。有的以人為本，有的優先保經濟保增長；有的隔離城市大區，有的封鎖全部邊境；有的宣布“緊急狀態”，有的進入“戰爭狀態”，有的實行宵禁；有的征用私人物資，有的全民發放現金……實踐證明，治理模式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是，崇尚科學、理性和專業將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考量。

第六是生命觀。不同文化、傳統對於生命價值具有不同定義和判斷，也充分體現在新冠肺炎全球戰役中。珍惜每一個生命者有之，大赦天下對犯人法外開恩者有之，以“集體免疫”之名無為而治者有之，苦於資源不足而采取“災難醫學”模式優先救治青壯年者亦有之。後新冠時代，全球範圍內原本就不存在統一標準的生命觀將更加豐富多樣。 

第七是產業觀。世界早已進入產業鏈條無限延長的時代，一臺電腦生產的上下遊鏈條就能串聯起大半個地球，形成不同經濟體和發展階段的產業梯度和分工，構成經濟和貿易全球化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全球性封城、斷路、斷航、閉關、拒簽和物資截留，使這三根鏈條出現動搖而引發產業布局的觀念動搖。這場疫情可能導致世界產業模塊分散化、多元化、便利化，關鍵產品如N95口罩生產再本土化也許會成為趨勢。經濟主權將重新得到確認，流行多年的貿易體系和全球化進程或蒙重挫。

第八是財富觀。新冠肺炎疫情聚集多個不祥“動物”行為：蝴蝶效應、黑天鵝降臨、灰犀牛襲來、油老虎清倉、股市牛去熊來……全球經濟增長受影響，世界財富空前縮水，中觀微觀層面的全球運輸業和第三產業遭重創。疫情之後消費觀念勢必大變，保守的儲蓄型消費方式將壓倒開放的借貸型消費。 

第九是教育觀。社會是最佳學校，生活是最佳課堂，親歷是最佳教材。新冠肺炎疫情衍生的各種危機及後果，足以重塑世界、國家、社會和家庭，也足以改變親歷者的三觀四德五心六欲七情。這種改變遠非網絡授課、遠程教育等空間阻隔帶來的方式創新可比，而是對外部世界和人類生存的系統、全新思考與求解。

近日，經濟全球化名著《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提出，今年將是新世界發展分水嶺，去年為“花冠前（BC）”，明年是“花冠後（AC）”。見此評論深感所見略同。世界將變。（原題《新冠肺炎疫情將改變九大觀念》，作者馬曉霖（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原載：北京青年報 | 202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