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自由人生活在政治之內還是之外?(3)

將一部分人劃分出去,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和政治之外,讓這種現象得到廣泛的允許和被視為正常,這只能說明──隔離和隔絕是普遍發生的,不只是降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並非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由此阿倫特的筆觸深入到對現代勞動─消費社會的批判,包括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時為《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增補的章節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倫特用「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來形容人數眾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離和被隔離的人。從表面上看,他們並不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而是這個社會的基礎和中堅。他們埋頭從事保證生活必需品的勞動,專注於維持生計,把最多的時間放在自己與身體有著直接關係的活動上,乃至形成這樣一種風氣:謀生賺錢是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最為通行的真理,除此以外的其他活動比如藝術被看作是缺少正當性的,是遊手好閑。但這樣一種「專注」的勞動有其固有的封閉性和黑暗性。推動這種「勞動」的是一個人生物性的要求,通過勞動,生物性的人與大自然進行物質性交換,從而得以維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意志緊緊黏附於一個人的生命內部,是從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抓住自己,在滿足肉體生命的內在循環方面,他是不可能與他人分享的,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表述是:「他的必要的『新陳代謝』與任何人無關。」在《人的條件》中,阿倫特進一步把這種來自生命必然性的壓力稱之為「暴力」,它從內部施加予我們,與從外部施加的一樣。「除了在嚴刑中使用的暴力,其餘沒有任何一種暴力可以與這種相逼於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阿倫特注意到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中也有相近的表述,他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便是從苦役般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能夠從事其他活動,而不僅僅是屈從於生命的必然性,屈從於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阿倫特同時指出,馬克思對於人們勞動產品的持續需要和增長估計不足,人們並不是滿足了來自身體的生物性需要之後就洗手不幹,把多餘的時間投放其他更高級的人類活動上面,他們轉而投身於消費──消費雖然不存在來自必然性的壓力,相反可能是一種過剩的生活,但說到底,消費活動仍然是物質活動,仍然是黏附於人的身體周遭,服從於個體生命內部不能與他人分享的意志,匱乏的「物欲」和橫流的「物欲」深埋於同一個起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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