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礎上，文化特性作為圖式的一個重要特征不能不被加以特別關注。個體從所賴以成長的社會文化生活中獲取圖式; 反之，圖式也是文化對個體產生影響的重要途徑 。社會心理學越來越主張：文化通過圖式逐漸構架，能夠影響我們理解和解讀這個世界的方式的心理結構; 因而，來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擁有的關於自身和世界的圖式具有實質不同，文化所讓其成員習得的圖式，強烈地影響著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識記（Aronsonetal.，2015：70-71）。

正是依據圖式的文化性這一特征，認知人類學將圖式理論發展成為文化圖式（也稱文化模型）理論。文化圖式理論特別注重從圖式生成的文化經驗基礎和群體共享性出發，來理解人們認知世界的框架。丹德拉德（Roy G.D’Andrade）最早把文化圖式定義為：“一文化群體內成員間交互地共享的認知圖式”（D’Andrade，1987：112）。奎恩（Naomi Quinn）（2005）認為，圖式是經驗基礎上建構並儲存在記憶中的關於世界的一般知識模板，是人們共享的穩定的解釋日常經驗的模式; 它隱藏在日常話語中，不言自明地被認為是“正確而合理”的。霍蘭德（Dorothy Holland）和奎恩較為全面地將文化圖式定義為：“某一社會中的人們所共享的、預設的、‘想當然’的生活世界框架，是人們用於解釋世界和據以作出社會行動的重要工具”（Quinn & Holland，1987：4）。根據上述定義，文化圖式就是特定文化群體中共享的具有典型性的認知結構和行為模式的縮影。比如，藏族文化中藏傳佛教信仰支配下的核心觀念及相關社會交往理解模式，就是具有這種特征的文化圖式。 

（二）文化圖式的研究徑路

文化圖式的特性使得其可被用做中介工具來描述特定情境下行動者如何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如何解釋周遭世界並據以行動。在這一目標下，社會心理學和文化圖式理論方法從各自的範式視角和旨趣開展研究，並獲得一系列結果。 

社會認知心理學對圖式的使用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揭示了人們使用圖式的一些基本機制和規則（如Higgins，1996; Fiske & Taylor，1991）。其中，可提取性（accessibility）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可提取性是圖式在人們頭腦中所佔據的優越範圍，決定了信息進入圖式解釋程序的速度和難易度（Higgins，1996; Wyer & Srull，1989）。過去經驗、眼前目標、臨近經驗都會影響可提取性（Aronsonetal.，2015：56-57）。

這些規則提供了人們如何使用圖式和采用何種圖式對環境事件作出解釋判斷的基本知識。然而，源於學科範式，心理學對圖式的考量往往出自個體而最終用於解釋個體，偏重微觀層面的、橫截面上對事件和行動的解釋; 對文化情境性的考量和適用性不是它所關心的重點。因而，對於本文目標，即理解不同文化群體間交流的認知機制，還須在它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借助更有解釋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