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僑華人宗教信仰與經濟

這一範疇學界主要關註宗教信仰能否促進經濟發展，如何以宗教信仰為紐帶吸引華僑華人的捐贈與投資，以及宗教信仰為信眾帶來的物質利益等問題，包括宗教信仰與工商業經濟、宗教信仰與僑鄉現代化及宗教信仰的經濟目的三個方面。

（一）宗教信仰與發展經濟

結合東南亞經濟的發展狀況，學者們把祖先崇拜、宗族倫理、道德原則等視為中華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來探討宗教信仰與工商業經濟之間的關系。這是“韋伯式命題”在東南亞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研究中的回響與呼應。在韋伯“文化—經濟”分析框架下，圍繞著宗教信仰是否適應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學者們展開了討論。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於東亞、東南亞等所謂儒家文化圈區域內經濟的崛起，“儒家資本主義”“華人資本主義”之說漸興。受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1989）等著作的影響，學界傾向於證偽“韋伯式命題”，即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倫理精神對於東方民族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同樣具有促進作用。如陳榮耀認為， 儒家資本主義的成功，說明儒家文化和商品文化是相通的。［1］陳為民等人認為，儒家倫理可以與現代企業精神實現“對接”，東亞、東南亞的經濟奇跡就是實證。［2］在認可宗教信仰是工商業經濟發展有利因素的同時，林濟闡述了祖先崇拜、俗信等在適應工商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軌跡與規律，

A 本文所指的宗教信仰，既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所謂的制度性宗教，也包括孔教、德教、先天道等民間宗教，還包括媽祖、城隍、土地等民間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陰陽五行等各種俗信。

以及這種嬗變對近代工商業經濟發展的意義。［3］

而隨著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證偽“韋伯式命題”反被證偽，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中華文化不再被認為是東南亞華商成功的致勝之道。梁英明認為，在東南亞華商的興起和發展中，首先是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條件所決定的。儒家文化並不是東南亞華商發家致富的法寶。［4］

從儒家倫理中尋找韋伯新教倫理的“功能性等價物”，如基於血緣關系、親族關系、家族主義的華人倫理精神，是學界論證宗教信仰能夠促進工商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立論基礎，但這一研究進路也遭到了質疑。陳文壽認為，儒教價值觀並非中國商人獲得成功的途徑，商業成功的價值觀具有普通吸引力，不只是東方獨有的。［5］龍登高也對文化論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選擇論更能解釋華商的文化現象和經濟行為。［6］

［1］陳榮耀：《強國夢——儒家文化與現代商品文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陳為民主編：《儒家倫理與現代企業精神的承接》，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年。
［3］林濟：《論海外潮商家族文化的心理嬗變》，《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4］梁英明：《東南亞華人研究——新世紀新視野》，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
［5］陳文壽主編：《華僑華人的經濟透視》，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6］龍登高：《跨越市場的障礙：海外華商在國家、制度與文化之間》，科學出版社，2007 年。

（作者單位：杜諄——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曾少聰——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題·東南亞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研究40年——基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的分析）
（珍藏自 2018 年 12 月第 4 期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