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他自命不凡的性格在其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以至於有學者認為他的悲劇從根子上說是性格的悲劇，“而不是什麽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失敗”。[5](P287)

然而，縱觀全書，雖然吳蓀甫的性格給人留下了不凡的印象，但無論是從作者的意圖，還是文本呈現的人物的豐滿程度來看，很難將他視為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萊特、李爾王、麥克白式的人物，也很難將他的悲劇視為性格悲劇。他與趙伯韜的殊死拚殺，和在生死線上死命掙扎的工人間的對抗根本不是純然的個人氣質間的衝突，而是充滿了豐富的社會歷史內涵。

茅盾曾說，他的《子夜》稟有“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像的企圖”，最初它涉及的范圍包括“農村的經濟情形，小市鎮居民的意識形態……以及一九三零年的‘新儒林外史’，——我原來都打算連鎖到現在這本書的總結構之內”。[6](P571)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它的規模大大縮小，僅僅聚焦於上海的都市生活。從他對其創作意圖的闡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想借《子夜》來揭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生存困境，並在此基礎上剖析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清晰地勾勒出他心目中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並最終論證他傾慕的紅色社會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

作品的標題也佐證了這一點。在寫作過程中，《子夜》的標題前後幾次易名。最初，茅盾想到三個書名：夕陽，燎原，野火。它們極富政治性的意味，後兩個喻指在中華大地上蓬勃興起的紅色革命，而“夕陽”則借用唐代詩人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意境，隱射國民黨政權正日暮西山。而最後選定的“子夜”則表明中國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但子夜過後將是黎明，革命正蓄勢待發。[7](PP165，167)

在這一氣宇軒昂的宏大敘事構架中，充當欲望主體的只能是那非個人化的群體、組織、階級，個人瑣屑的欲望遭到程度不一的貶低、鄙棄乃至放逐也是勢所必然。《子夜》中吳少奶奶與雷參謀間令人傷感的舊情，林佩珊與范博文、杜新籜等人的情感糾葛，吳家蕙四小姐的心理苦悶，原本都是都市敘事文本中抒寫個人欲望的絕好題材。

[5]王曉明.驚濤駭浪里的自救之舟——論茅盾的小說創作[A].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二卷[Z].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6]茅盾.子夜•後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7]宋炳輝.茅盾：都市子夜的呼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