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在“寂寞”中連續做了十五年。衡量這一研究的貢獻，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切入：對國內哈耶克研究的意義；對自由主義研究的意義；以及，最高的層面上，對思想—學術研究本身的意義。在本文作者看來，如果評論者只關註前兩個層面，那麼鄧氏歷時十五年的研究就只對一小部分學者有價值。因此本文嘗試在最後一個層面上展開考察。本文作者認為，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從某種意義上開啟了思想研究的一種德勒茲主義進路。在作者看來，當鄧正來嘗試將哈耶克理論抽離其本身得以型構的歷史語境與時代背景，而追索該理論本身的內在原創力及其所開放出來的理論問題，他就已經進入到了德勒茲主義的閱讀視野中。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出版以後，我覺得我在相當程度上毀了自己的職業聲譽，我不想再觸怒他人。我想被科學共同體接受，所以作了一些純科學的而且與我的經濟學觀點沒有什麼關系的工作。——哈耶克：《哈耶克論哈耶克》　 

也許有一天，我們這個世紀會被稱為德勒茲主義的世紀。——福柯：《哲學之場》　

闡釋，是我們去相信和去表達虔誠的現代方式。——德勒茲、加塔利：《反俄狄浦斯》

一、鄧正來的“尷尬位置”

復旦大學出版社剛推出的《哈耶克社會理論》與《哈耶克法律哲學》二書，集合了鄧正來對於哈耶克（F. A. von Hayek）歷時１５年的研究。盡管鄧正來是哈氏幾部代表性大著的漢譯者，然而其哈耶克研究，卻始終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降國內學界的“哈耶克熱”中處於邊緣位置。由於哈耶克本人在當代中國（尤其是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思想論爭中扮演一大主要思想資源的角色，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甚至影響到了鄧氏本人在思想界的尷尬“定位”：“新左翼”學者們因為鄧從事哈耶克研究而直接將其歸為“新自由主義者”；而不少“自由主義者”則認為鄧背離哈耶克的真精神，置哈氏顯白明了的真知灼見於不顧而一頭紮入概念迷宮中，把哈耶克研究變成一個繁瑣無味的經院研究，從而將哈氏思想對於社會—歷史語境下的當代中國狀況之批判指向削弱乃至取消。 

正是由於這種奇異的尷尬位置，即使在“哈耶克熱”最高溫的那幾年，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在事實上亦始終是學界的一支孤軍，如果不是遊魂的話。這一點鄧正來自己也很清楚，這項研究於他個人而言，純粹是一份“寂寞的歡愉”，一份“閉關”思考的幸福。誠然，“哈耶克熱”在當代（這裏並非只是指在中國學界的熱潮，而是指整個世界範圍）的興起，離不開90年代初“冷戰”終結、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一歷史語境。


原題：鄧正來式的哈耶克 ——思想研究的一種德勒茲主義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