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讀者都同意我的看法，覺得最近的報紙頗有些看頭。首先，上面登載著克利夫蘭新近發生的謀殺案，屍體被用快件郵到了外地。然後是短髮強盜的故事——報紙沒有說是男是女——那個暴徒搶劫了一整個地鐵站，卷走了售票處的所有現款。還有那個殺死岳母的惡漢的故事，他拒絕說明任何理由。還有那個十五歲的高中女生槍殺老師的事，她殺他是因為他企圖教她代數。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兩宗綁架案、三樁著名公民的失蹤案、兩起腐敗墮落案以及大大小小的銀行搶劫案和阿肯色州火車大事故。所有這一切加起來，使得早報頗值一讀。有了這麽一張報紙在手，早上乘街車去上班的就好辦了，好像片刻之間就到了目的地。 

當然，報紙上也有發生在外國的謀殺案。但這些案子我一般是留到吃中飯時再看。我發現謀殺土耳其人、芬蘭人和列特人的案子，遠不如發生在本國本土的謀殺案那麽引人入勝。在我看來，裝在一個箱子從克利夫南寄走的一具屍體，勝過整整一卡車列特人的屍體。這一具屍體讓我更感興趣。把發生在國內和國外的案子全加在一起，我發現昨天的報紙有百分之三十的篇幅講的是不折不扣的犯罪。我覺得這幾乎創了一項紀錄，完全足以和蘇聯或黑暗時代的犯罪記錄媲美。我真懷疑黑暗時代是否有什麽能激起我們對犯罪的興趣，哪怕是在赤道非洲。

我對這一紀錄的第一感覺是自豪。但是接下來仔細一想，我又開始覺得有點兒不自在，懷疑我們這代人或這個民族是不是病態地被犯罪迷住了，而且是不是很可能要為此遭罪呢？ 

我們的報紙里充斥著攔路強盜、保險箱竊賊、打家劫匪、騙子、警察和監獄。最好賣的是那些第一頁就有謀殺登場的故事。對膽大妄為的罪犯的心照不宣的興趣，已把勇士和愛國者掃地出門。為自己的祖國捐軀的勇士的故事，如今只是寫給小孩看了。成年人讀的是無所不為的罪犯的故事，這些罪犯說的英語不如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他們把信托公司稱為“保險箱”，把銀行經理稱為“屍首”。正是這樣一種文學使莎士比亞、彌爾頓和愛默生聽起來有如考古學演講。 

假如有一個富翁在佛羅里達的坦帕被他的司機殺了，他的屍體被藏在汽油箱里，你我為什麽要犯愁呢？我們不住在坦帕，又沒有司機，而且也花不起錢那麽浪費汽油。

然而整個大陸的人都禁不住要坐在那兒，讀有關這麽簡單的一個小事件的專欄消息。 

我想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對犯罪及其懲罰的可惡興趣是和人類一樣古老的。想當年該隱殺害亞伯的時候，它一定激起過一陣大大的騷動。在我們自己這塊大陸上，我們對習俗和禮儀的最古老的認識來源於印第安人以折磨為樂的故事，無力地與之並行的是清教徒向戴著枷鎖的罪人扔臭雞蛋的樂趣。

在美國的我們現在稱為“過去的好時光”的那個年代，大約也就是都鐸王朝時代，人們往往口袋里裝著“午飯”，走好遠的路去看某個人被熊熊烈火燒死。你從故事里可能看到，人們帶著很小的孩子去觀看火刑，而且把孩子舉起來讓他們看個明白。甚至在火刑時代結束之後，人們大清早仍然群集在倫敦的新興門監獄一帶等著看絞刑。那準是一種極難得的消遣。碰到特別好看的絞刑，人們頭一天晚上就去了，在那兒坐一整個晚上以便能佔據有利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