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苓蘢心語》《老家舊事》與我

《老家舊事》的作者董冰是作家李准的夫人,從社會關係上說是我的前婆母;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說,她永遠是我的母親。但我為她的書作評,並不因為這層不同尋常的關係,而是因為我對這本書的偏愛。書中宣揚的人文精神、女性精神,滋養了我小說中一系列女主人公形象,從《少女小漁》到《扶桑》,再到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來兒媳的身份認識李准夫婦的。開始我對這位母親的溫良和緘默印象極深,很快我發現她偶爾以一兩句話形容一件事、一個人物,總是形象至極。比如她形容兒時從大門下的縫隙看到軍隊駐扎過往說“外頭腿都滿了。”說到一個女親戚不會過日子,問別人借錢為家里買糧,結果她:“拿上錢到街上買了條洋裙子。”都是些陳年往事,她記住的卻是細節之核,這樣的細節之核一旦用在人物身上,作家不必再費筆墨去給人物定論了,讀者很快自會得出定論。這樣的細節,在《老家舊事》中比比皆是,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我來看,如此開銷細節,是不可思議的慷慨。

其實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母在寫書。並且,我也有幸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跟蹤閱讀。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一本奇書。在當時一派慷慨謳歌或激昂控訴的文學語調中,《老家舊事》以樸素、平實、無辜的敘述,道出了一個災難和死亡多發的故事,卻沒有控訴,沒有說教,沒有階級斗爭及人倫善惡一直以來主宰我們思考和感情的公式;它使我感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會、政治界定之上的意義。人,這時才是最豐富的,最值得詮釋的。不僅如此,我冥冥中感到古希臘大悲劇和這部作品的某種精神貫穿,即人與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恒抗爭。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身外的,也有與生俱來的。比如人性,它不是階級的產物,不是善惡的表征;人性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書中女性人物眾多。作者寫到自己兒時跟著牲口轉圈掃磨時,沒有形容一個孩子的對這種枯燥繁重勞動的冤情,也沒有她如何不勝其累。她寫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邊掃磨一邊忙中偷閑用笤帚苗和布頭扎起小人兒,讓它們“走親戚”。大人們來時,她又怎樣把小人兒藏起來。這些段落,遠比一個孩子說自己怎樣勞累,怎樣困倦更打動人。首先是這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接受的前提下,還設法從中汲出甜頭,和命運平和相處。這才是中國人最根本的美德。從我這位母親的一貫態度來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處事不驚、寵辱不驚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創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寫到她大哥去世,她筆觸拐向一雙新棉鞋:大哥很想買一雙皮底棉鞋,和母親商量,母親不同意,說等他學成手藝再花這筆錢。大哥偷偷將鞋買下來,穿上贏得了全家一致讚賞。母親讓他把鞋包起來,擱在門框上,要他滿師後開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滿師就病故了。大哥死後,母親把大哥心愛的新棉鞋燒給了大哥。這樣的段落也遠比直接寫一個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鑒於篇幅,我無法更多舉例,但我實在驚訝作者是如何悟到這更妙的、更高級的文學手段的。

我和母親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學豫西方言,在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這些影響竟然潛移默化地出現在我的小說中,使一個個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誕生了。我發現自己對這種弱者的強悍、弱者的寬容始終是著迷的、欣賞的。正因為這些大量存在於民間的“弱者”,“強者”們的侵略性與破壞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強者們弱肉強食的殘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復。應該說我寫《第九個寡婦》和讀《老家舊事》有關。豫西大地通過李准夫婦把深厚的民間文化營養輸送給了我,使我在創造王葡萄這個角色時不至於捉襟見肘,能夠比較寬綽地完成《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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