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苓蘢心語》雙語人的苦惱(上)

我的長篇小說《人寰》,是以一個中國女性對美國心理醫生的自述為形式的。小說的語言便是虛擬的英文;也就是說,是外國人講的斷裂英文。在故事開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說道:“英文使我魯莽。講英文的我是一個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確的表達給我掩護。另一種語言含有我的另一個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啟齒的事。”

這些話是我從自己在美國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實體驗。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醫生的診所就診,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為體驗西方心理治療方式。自從我接觸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對他們創立的“傾訴(Talk Out)”療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術。據說催眠術能打開人心里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卻的童年經歷,都會在催眠術中復蘇。於是我便開始了“傾訴”療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時。診費很昂貴,每小時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間又小又封閉的診室,我發現英文中藏著另一種自我。它是年輕的、直率的,因為它就有十來歲。任何一種語言都能產生一種文化、一種氣質,英文對於我,也是同樣的。我在傾訴時,發現自己有著美國式的直接,中文給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時全不存在了。說英文的我要外向許多,帶一些孩子氣的虛張聲勢,對別人的反應也有點大驚小怪的。並且,我相信十來歲的英文給我一副認小的神態,亦給我急於信賴別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說中文的我是老謀深算的,是易於懷疑一切,甚至帶幾分玩世不恭。

這個發現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反思一下,我意識到在許多場合下,一旦碰到難以啟齒的話,我就改口講英文。似乎講了別人的語言,我就不必負完全責任了。我就可以沒輕沒重、沒深沒淺了。有時我在英文小說里讀到一句別致的話,多半是一句粗話或刻薄話,我就試著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對話里。我特別喜歡看他的意外神色,要麽是被激怒,要麽是給逗得捧腹大笑。他說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無辜的表情,吐出每個字眼都像沒事人似的,給予每個詞匯平等待遇。十二年來,我其實是倚仗十來歲的年輕英文,佔了一些便宜,討了一些寬恕——一看我這人如此出言不遜,人們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見識,她又不是土生土長的。

在學校的時候,我們文學寫作系的學生都得在課堂上即席寫作,也必須在下課前朗讀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學們發現我對許多汙穢詞匯是陌生的,有時只是按字母拼音把它們唸出來,並不完全了解它們的詞意。因此我在唸正常詞句和汙穢詞句時,完全是一種態度:認真、不加區別、毫無歧視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怪誕效果:無論怎樣色情的描寫,到我嘴里,一律是公事公辦地給唸出來。好比一個人平調、古板地報告一樁天大的胡鬧。每次我唸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葷)段落,課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後,這些美國同學們串通起來,有心把那些葷段子留給我唸。一些教科書也很葷,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說,充滿葷話,給我板著面孔,背“三字經”似的一唸,變得滑稽至極。我有時給他們笑得唸不下去了,問什麽把他們逗成這樣。他們回答:“因為那些髒字不屬於你,是借你的嘴出來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齒的無邪形成強烈矛盾。”

美國年輕作家中流行寫粗話。寫粗話似乎使小說生動、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寫使人難為情,因為西方的審美觀反感情感油膩,提倡低調和控制。我跟一位英國作家聊過什麽樣的小說語言是高級的。他說:“我不能告訴你什麽叫高級,但我可以馬上告訴你什麽是低級。首先,你最好不用副詞。比如,你說:‘他高興地笑起來’,我勸你拿掉‘高興地’。其次,你最好少用形容詞,最好少用比喻句。小說第一頁就出現了‘如同、似乎、仿佛’這樣的比喻句,我馬上就不要讀它了。”這是一個作家對語言的高度自覺意識,對我來說,非常實用。去掉了副詞,減少了比喻句和形容詞的文章,的確樸素許多、淡許多。一些作家不甘於小說的“淡”,便在濃郁華麗的煽情寫作中,加上粗話或詛咒,反諷華麗,低調處理濃郁。這就是要我出洋相的時候。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拿不準說粗話的語態和腔調,多汙穢的語言在我嘴里都失去了它固有的意義。後來它就成了我的優勢,藏在假天真後面,說痛快話、做痛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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