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過的城市里，香港最讓我體會後現代。我對後現代的定義非常簡單：不關注外在社會，不關注內在靈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個物質層次回到上古時代。 

在長江中心的二十五層看中環，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螞蟻，耳朵里塞著耳機，面無表情，汽車如甲蟲，連朝天的一面都印著屈臣氏和湯告魯斯（內地譯為湯姆克魯斯）新片《最後的武士》的廣告。路人和汽車，都仿佛某個巨型機器上的細小齒輪，高效率高密度地來來往往，湧來湧去，心中絕對沒有宏偉的理想和切膚的苦難。絕大多數人的目的簡潔明了：衣食住行，吃喝嫖賭，團結起來為了明天，明天會更美好。 

所以很容易說香港沒文化，是個錢堆起來的沙漠。這個我不同意。香港至少還有大胖子才子王晶，陳果，還有酷哥黃秋生，曾志偉。但是，這樣的地方不容易長出像樣的文字。李碧華是異數。即使中非某個食人部落，幾十年也出一個女巫，善夢囈，句式長短有致，翻譯成漢語，才情不輸李清照。 

有人會說，香港有金庸。可是，金庸有文化嗎？除去韋小寶的典型性直逼阿Q，其他文字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略同《七俠五義》，低於《水滸傳》。而且，金庸的幼功是在內地時練成的，和國民黨的教育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到了香港以後，基本是輸出。 

還有人會說，香港有董橋。 

董橋的背景燦爛：臺灣外國語文學系的科班、倫敦大學的訪問學者、美國新聞處《今日美國》叢書編輯、英國BBC時評員、《明報月刊》總編輯、《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中年藏書家、英國藏書票協會會員。在海外，有蘇柳鼓吹，在大陸，有陳子善吶喊。蘇柳寫過一篇文章，陳子善編過一本文集，題目都叫《你一定要讀董橋》。如果評小資必讀作家，董橋必列其中。 

董橋的好處，反反復復說，無非兩點：文字和古意。 

董橋的文字，往好了說，仿佛塗鴉癖乾隆的字，甜膩。仿佛甜點，吃一牙，有滋味。吃幾坨，倒胃口，壞牙齒。比如：“筆底斑駁的記憶和蒼茫的留戀，偶然竟滲出一點詩的消息。”比如：“窗竹搖影，野泉滴硯的少年光景揮之不去，電腦鍵盤敲打文學的年代來了，心中向往的竟還是青簾沽山，紅日賞花的幽情。”比如寫吳儀：“那樣的姓氏，描畫的注定是唐朝當風的吳帶。圜轉的美姿，飄舉的美服，不像出水的曹衣那般又緊又窄，像的是蘇曼殊筆下靜子手持那幀繢絹的仕女，一襲碧羅散發萬種消息，怨不得記者會上那個俄羅斯大鬍子記者忍不住問她可不可以吻她一下，她立刻用俄語說：‘當然可以！’”比如寫張國榮：“古典的五官配上玲瓏的憂郁，造就的是庸碌紅塵中久違的精致：柔美的圍巾裹著微燒的嬌寵，矜貴的酒杯搖落千載的幽怨。暮色里，晚春的落花凝成一出無聲無色的默片，沒有劇本，不必排練，只憑一個飛姿，整座抱恙的悉城頓時激起一串淒美的驚夢……” 

其實寫這種東西，用不著董橋。我見過幾個以寫青春美文出名的東北糙漢，經常在《希望》、《女友》之類的時尚雜誌上發文章。聽說冬天三個星期洗一次澡，夏天兩個星期洗一次澡，腋臭撲鼻，鼻毛濃重。他們張口就是：“紫色的天空上下著玫瑰色的小雨，我從單杠上摔了下來，先看見了星星，然後就看見了你。” 

董橋小六十的時候，自己交代：“我紮紮實實用功了幾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幾十年，我計計較較衡量了每一個字，我沒有辜負簽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他一定得意他的文字，寫過兩篇散文，一篇叫《鍛句煉字是禮貌》，另一篇叫《文字是肉做的》。這些話，聽得我毛骨悚然。好像面對一張大白臉，聽一個六十歲的藝妓說：“我紮紮實實用功了幾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幾十年，我計計較較每天畫我的臉，一絲不茍，筆無虛落，我沒有辜負見過我臉蛋上的肉的每一個人。”

文字是指月的手指，董橋缺個禪師幫他看見月亮。意淫的過程中，月上柳梢頭，在董橋正指點的時候，禪師手起刀落，剁掉他指月的手指。大拇指指月就剁大拇指，中指指月就剁中指，董橋就看見月亮了。 

董橋刻過一枚“董橋依戀舊時月色”的閑章，想是從鍛句煉字中感覺到舊時的美好。舊時的美好還延伸到文字之外的東西：比如“魯迅的小楷，知堂的詩箋，胡適的少作，直至郁達夫的殘酒，林語堂的煙絲，徐志摩的圍巾，梁實秋的眼鏡，張愛玲的髮夾。”這些“古意”，又反過來滲入董橋的文章，叫好的人說恍惚間仿佛晚明文氣重現。

學古者昌，似古者亡。宋人寫不了唐詩，元人寫不了宋詞。忽必烈說：文明只能強奸掠奪，不能撫摸沈溺。周樹人的文字，淩厲如青銅器，周作人的文字，內斂如定窯瓷器。他們用功的地方不是如皮肉的文字本身，而是皮肉下面的骨頭，心肝，腦漿。 

其實，香港的飲食業，天下第一。對於香港，不要苛求。少讀董橋肉肉的文字，多去灣仔一家叫“肥肥”的潮州火鍋，他們肉肉的牛肉丸實在好吃。（200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