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是一個復合的概念：永遠存在意義的多樣性，它是‘群量’，既是各種交替的復合體，又是各種並存的復合體，這使對它的闡釋成為一種藝術。”[1]P5德勒茲正是這樣一位思想家，與那些致力於原原本本闡釋事物或者文本的意義的詮釋者不同，德勒茲試圖從意義這樣一個維度中，生長出異於其超驗性形態的某些東西，與其說意義的本質在於精確地表達，不如說每一個言說都勢必面臨一種截然不同的境況，於是其間，迸發出來的並不是刻板的條紋，而是一種帶有新的差異色彩的生成哲學。

一、轄域化與解域化

在德勒茲改裝過的尼采的生命哲學中，他將尼采的永久輪回置於問題的中心點，不過他並沒有像其他尼采的闡釋者一樣，簡簡單單地將永久輪回看作一種生命的無限循環往復，在德勒茲的視野中，這種看似對過去的一種重復，實際上醞釀著新的生命可能，重復在本質上是生成的，它不是過去的摹本，而是一種對固有藩籬的突破，並在一種新的境況中重新闡釋自己。這樣，德勒茲自覺地將自己同自柏拉圖以來的教條式思維模式區分開來，這種教條模式總是預先設定了事物運行的先驗性，也就是說，事物的規則以及其運行的目的事先就在其運行之前已經敲定，而其後事物的發展及其對其之闡釋，都必須將之視為普遍性法則來遵從。

這種教條化的思維正是德勒茲所批判的“轄域化”趨勢（territorialization），轄域化趨勢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它試圖將萬事萬物整理分類，並最終在多元化的世界中開辟出讓世界秩序井然的永恒之規則，並讓每一個體和事物都處於這種轄域化的制約之下。德勒茲的差異哲學正是需要將這些虛偽的普遍性轉化為真正的生命性動力，在生命可以真正擺脫那些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和規則，最終飛離和逃出轄域化趨勢的限定，將真正的多元性敞開在我們面前。這種趨勢與轄域化的趨勢是徹底對立的，它始終趨向於突破各種外在的限制，而將生命成長完全賦予其存在的內在性（immanence）之上，這種內在性的趨勢旨在尊重生命自身的原則，它不斷從外在的諸多規則中逃逸出來，從而在其發展中形成一條偏離預定軌跡的飛行線，這正是德勒茲所理解的遊牧主義（Nomadism），而遊牧主義的核心正在於對一切外在的轄域化的分子線（molar line）[ 分子線（molar line）是德勒茲的重要概念之一，這個概念建立在同質性分類的基礎上，在範疇上，它與德勒茲提出的克分子線（molecular line）的概念相對立，後者是差異性的，建立在此時此地唯一單性個體（singularity）的特殊性之上，克分子線是純粹的差異與偶然，完全拒絕了先驗的必然性從外部對唯一單性的約束。]的脫出，即一種“解域化”的趨勢（deterritorialization）。

在德勒茲與瓜塔里合著的《千座高原》中，他們更為凸出解域化的思想脈絡。在全書中，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合作並沒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固有的主題，他們是在真正自由的創作，或者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塊莖（Rhizome）的寫作。塊莖一詞的概念本身就是他們二人的創造，其凸現的意義是，塊莖不僅是因循守舊、約定俗成的線性寫作的對立面（這種寫作模式徹底排除了多元性的可能），同時也是一種樹狀寫作的對立面，樹狀寫作雖然強調了事物的多元性，但樹狀寫作和塊莖寫作的一個根本區別是，樹狀寫作下的多元性仍然具備一個同質性的根，這個根可以是一種隱含的分類標準，將不同的事物之間進行劃界，用一種同質性的標準將多元的事物規攬在一起。這樣，樹狀寫作雖然也是多元性，但這種多元性在本質上是建立在同質性之根的基礎上，正如德勒茲和瓜塔里所說，樹狀寫作“模仿這個世界，如同藝術對自然的模仿，即在這種模仿過程中指出了哪些並非自然或者不再是自然。樹狀寫作的規則是反映，即一生二。一生二，無論我們何時遇到這個原則，即便是在毛澤東的多變的戰略或眾多‘辯證思想’的理解，在我們面前，它都是最古老、最亙古不變、最反映本質的思想。”[2]P5也就是說，樹狀結構的多是由一（即作為同質性的根）變化而來的，在其根本上，樹狀寫作亦是對多元化存在的轄域化，它必定趨向於對異質性的存在進行同質化的歸類，並忽略它們之中所存在的差異。

相反，塊莖的模式並不基於一個同質性的根，因為它們的根是多元性的，不同的事物之間的生長是彼此獨立的，與樹狀結構的“一生二”的原則不同，塊莖結構的原則是“一和二”，“和”字並不單純是不同事物間的連接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它意味著不同事物之間的異質性。德勒茲和瓜塔里說道：“一和二。這是連接和異質性的原則：塊莖中的任何一點都可以同其它點任意連接。這與樹狀和根狀結構完全不同，在樹狀結構那里設定了一個固定的點，並限定了一個秩序。喬姆斯基的樹狀語言學模式亦是如此，他從一個S點開始設定了所有發展的分叉。相反，不是塊莖中的每一種特性都必然和語言學特征相關：各種性質的符號鏈與各種迥然相異的編碼模式（如生物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相關。”[2]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