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任何值得一讀的小說都包含概念，激發人產生概念，而且可以利用概念進行討論。但我們說的“概念小說”主要是指這樣一部小說，作品能量的來源是概念，而不是，比如說感情、道德選擇、人際關系或者人的沈浮盛衰等；是概念產生、形成和保持著敘事的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小說家更慣於用喜劇的和諷刺的小說（包括校園小說）或者用不同形式的虛構故事和烏托邦式的或反面烏托邦式的幻想作品去直接討論概念。前面我曾舉過兩種小說的例子—像馬爾康姆·布萊德伯利的《歷史人》和塞繆爾·巴特勒的《埃瑞璜》。安東尼·博爾赫斯的《裝發條的桔子》則屬於第二種。

安東尼·博爾赫斯在他的自傳中記載，一九六○年左右英國曾有過兩個氓流團夥，一個叫“摩登派”，另一個叫“搖滾派”。他說他的《裝發條的桔子》正是受到他們的啟發而創作的。他們的行為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永恒的話題，那就是文明社會如何才能既免受非法暴力的侵擾，又不放棄它自己的道德標準？標新立異的天主教徒博吉斯說：“我覺得小說必須得有一個哲學或神學的基礎—通過科學的條件反射人為地破除人的自由意志；問題是這不應該比自由地選擇邪惡更糟糕。”

故事是亞歷克斯用坦誠的口語體的形式敘述的。他是一個墮落的小流氓，因犯有駭人聽聞的流氓罪和暴力罪而判刑。為了獲釋，他答應接受巴甫洛夫的厭惡療法。這種療法就是在給他放映類似他所犯罪行的影片的同時，給他服用能引起他惡心的藥物。這種療法非常有效。這可以從本文節選部分的情節中得到證明。當著一群犯罪學專家的面，亞歷克斯受到一名演員的奚落和辱罵（演員是特地雇來的）。但只要是他一想還手，就會感到惡心，最后只得卑躬屈節、不了了之。監獄牧師問在治療過程中他是否已喪失了人性。

此外還有許多類似的“概念小說”，如莫里斯的《烏有鄉消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同它們一樣，《裝發條的桔子》也是以未來（盡管是不很遙遠的未來）為背景的，這使得小說家能夠直接了當地提出並討論他的倫理觀念而不受現實社會的制約。博爾赫斯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這種反復驗證的有效療法同非常有創造性的“少年侃”風格緊密結合在一起（參見第四節《麥田里的守望者》）。青少年和罪犯一樣喜歡用俚語作為同夥的行話，以便同成年人和受人尊敬的社會區別開來。博爾赫斯想象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少年犯的談話方式深受俄語的影響（這種想法在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升空的年代不像現在這樣顯得稀奇古怪。）阿歷克斯用一種“俄文式的英文”把他的故事講給一群假想的“朋友”聽（在俄語里drugi指“朋友”，而nadsat是個后綴，表示“＋”），盡管他在同官員講話時用的是標準英語。在對話中有一些和倫敦方言押韻的俚語，如Charlie（查理）＝CharlieChaplin（查理·卓別林）＝Charlain（牧師），但基本上都來自俄語。只要讀完小說的前九十九頁，即使不懂俄語你也能猜出意思來。在本文節選部分的第二句中，“Sharries”意謂“屁股”，“yahzick”指“舌頭”，“grahzny”意為“臟的”，“Vonny”指“臭氣熏天的”。博爾赫斯希望他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逐漸學會這種俄文式的英文，從上下文和其它線索中猜出借詞的意思。讀者從而也經歷一種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試驗，盡管不是通過受懲罰而是受獎賞（即能夠看懂故事），從而使印象得到強化。一個額外的收獲就是這種模仿的語言使得文中所描述的那些駭人聽聞的行為跟我們有一定的距離，這樣既可以滿足藝術上的需要，也使我們不過分反感—或過分激動。斯坦利·庫勃里克把小說拍成電影時，對條件反射的影響給予了更具諷刺意味的展示：庫勃里克把其中的暴力行為表演得更淋漓盡致，從而引起更大的錯覺，更易為人接受，使得電影反而激發了流氓行為，這是有悖於他的初衷的，導演最后只得撤回影片。 

不久，我們看到了一個粗壯、結實、頭戴圓頂帽和長假發的人。他手挽著一個信使模樣的仆人，也從維勒奎爾的門里出來。在經過一個衛兵身旁時，他松了松鞋扣，又彎腰去扣緊它。出租馬車里的人愉快地接納了他。那麽此時乘客都到齊了吧？沒有。馬車夫仍然在等待。——哎！這個不講信義的女仆已經事先通知了古維翁，說王室成員今天晚上將要叛逃；古維翁簡直不能相信自己昏花的雙眼，馬上派快車去請拉斐德。拉斐德的馬車閃著搖曳的燈光，就在此刻駛進了精武門。一位貴婦人戴著頂寬邊遮光帽，由一個信使模樣的仆人攙扶著。她站在一旁讓車先過去，一時心血來潮竟用“魔棒”去碰了下車的輻條。所謂“魔棒”實際上是一個輕巧的魔針，當時上流社會的時髦人物都戴它。拉斐德的馬車燈一閃而過：太子殿內一切都很平靜；衛兵們各在自己的哨位上；國王和王后的臥房已經關好了門。你那背信棄義的女仆一定弄錯了吧？古維翁，你可要拿出百眼巨人阿耳戈斯的警惕性來留神觀察，因為叛國罪的確就發生在圍墻之內。

可是那個戴著寬邊帽，用“魔棒”撥弄車輻條的貴婦人此時在哪兒呢？噢，讀者，撥弄車輻條的那位貴婦人就是法國王后！她已經安全地穿過內拱門，來到了精武門，但還沒進入梯級大街。喧鬧聲和剛才的遭遇戰搞得她很緊張。她坐的是右首上座而不是左首座；她和她的信使都不熟悉巴黎的路；事實上他不是她的信使，只是一個忠誠的、愚蠢的前貴族保鏢裝扮而成的。慌忙中，他們來到了禦河橋，悶悶不樂地走在輪渡街上；很遠的地方，馬車夫仍在等待，等待。他的心在狂跳。然而，滿腹的想法卻只能掩藏在緊身長外衣里面，絲毫不能外露。

市內教堂的尖塔里傳來了午夜的鐘聲；寶貴的一小時就這樣過去了。人們大都進入了夢鄉。車夫還在等待，那是一種怎樣的心情！一位同行趕著車走過來和他攀談，他也用行話高興地和他搭話，這對馬車夫兄弟只是吏換了一小撮鼻煙，雙方都無意一起喝酒，於是道了聲晚安就分手了。感謝上帝，感謝眾位神仙！戴寬邊帽的王后不得不自己打聽路，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脫險。王后上了車，化了裝的保鏢和信使也跟著跳上車。好了，車夫，不，費森伯爵，因為讀者已經認出了你—上路吧！

托馬斯·卡萊爾《法國革命》（一八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