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有許多讀書種子，但他們的讀書似乎與他們的精神無補，反而讀成呆子，讀成迂腐可笑之人。曹聚仁先生說他曾聽說過浙江金華有個姓郭的，書讀到能將《資治通鑒》背誦一番的程度，但寫一個借傘的便條，卻寫得讓人不堪卒讀（那便條寫了五千餘字）。讀書多，莫過於清朝的樸學家，然而，像章太炎那樣令人欽佩的樸學大師又有幾個？我認得一位教授先生，只要提起他來，人們第一句話便是：此人讀書很多。然而，他的文章我才不要看。那文章只是別人言論的聯綴與拼接，讀來實在覺得沒有意思。讀書不是裝書。讀書用腦子，裝書用箱子。腦子給了讀書人，是讓讀書人讀書時能舉一反三，能很強健地去擴大知識的。箱子便只能如數裝書。有些人讀一輩子書，讀到終了，不過是只書箱子而已。

從前有不少人琢磨過如何讀書。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有段文字：“袁文清公桷，為湘江世族，受業王深甯之門，嘗云：‘予少年時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所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儒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功；聞人之長，將疾趨而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為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焉者也。’”袁氏之言，我雖不敢全部茍同，但大都說在了讀書失當的要害之處。而其中“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我以為是讀書的大忌。

更有甚者，還有讀書把人讀糟了讀壞了的。周作人當年講：“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里。”抽去這句話當時的具體所指，抽象一點說，這句話倒也說得通：中國的事壞在一些讀書人手里的還少嗎？

我是一個經常編書的人，是一個要經常向別人開寫書單也要經常向別人索取書單的人。讀了幾十年的書，做了幾十年的書的篩選，我對我閱讀視野之開闊，對書之好賴的判斷、選擇，都已經比較自信。那年，我給一家出版社編一套北大清華的狀元叢書，看了那些狀元的一份份閱讀書目之後，我就更看清了讀書與個性之間的關係。我不得不佩服他們在這個年紀上就能開出這樣的書單。這是一份份高質量的富有見地的書單。能開出這樣的書單，絕非易事。不將書讀到一定的份上，沒有一定的鑒賞力，是斷然開不出這樣的書單來的。一個好的中醫，其水平的高低，最後就全顯示在他所開的一紙藥方上。一些知名的藥方，會令業內行家驚詫，但隨即它的絕妙就會使人嘆為觀止。而一個好的讀書人，其水平最終是顯示在他的一紙書單上。他們在這樣一個年紀上就能淘出這樣的書來，真是很不簡單。這來自於他們閱讀範圍的廣大和閱讀的細心與深入，也來自於他們對書的一種體悟能力、直覺能力和對書的一份不可言說的默契。

書海無涯，他們是淘書人。而在淘書過程中，他們顯示出了十足的個性，或者說，他們在閱讀方面一直在頑強地表現自己的個性。我發現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話題：個性在閱讀中的意義。

個性是閱讀的關鍵，是閱讀是否能夠獲得最大利益的根本。以前，我們只談閱讀，不談如何閱讀——即使談如何閱讀，也很少會有人注意到個性在閱讀過程中的那份舉足輕重的意義。

很多人都在讀書，但未必誰都能將書讀好。而書讀不好的原因之一是這個人的書讀得全然沒有個性。許多年前，我曾在北大的課堂上說：讀書也有一個拒絕媚俗的問題。除了一些大家都應該讀的基本書之外，一個人讀書應有自己的選擇。做人忌諱雷同——一個人若無個性，一定是一個索然無味的家夥，做文忌諱雷同——文章寫得似曾相識，這篇文章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讀書也忌諱雷同——讀書一雷同，也就什麼都雷同了。因此，聰明人讀書，會獨辟蹊徑、另謀生路。一個人說：我不讀別人讀的書，只讀別人不讀的書。此說也許是狂言，也許是極端，但這份決斷也有可取之處，這就是那一份在讀書方面頑強地展示個性的意識。到別人不常進入的領域去淘別人不淘的書，就會得到別人得不到的知識，就會發出另樣的聲音。這個道理簡單得如同走別人不曾走的路，就會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風景一般。

選書選得很有個性，而讀法與理解也極有個性。同樣的一篇文章，在他們眼里，卻有另一番天地，另一番氣象，另一番精神。不在乎別人對那篇文章的嘮叨，甚至不在乎專家權威對那篇文章的斷評，而是按自己的心思去讀，按自己的直覺去讀，甚至按自己的奇思怪想去讀，讀得津津有味，讀得出神入化。

書海浩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人面對那麼多的書，他要有充分的自主意識、駕馭意識。知識欺人，比世上任何惡人欺人還甚，一個沒有自主意識的人，知識早晚會將他淪為它的奴隸。而無駕馭意識，知識只是一堆一無用處的石頭，它既不能助你前進，也不能使你增加財富。知識只有在那些有自主意識、駕馭意識的讀書人那里，才可親可愛，才具有美感，才具有使人升華的力量。只有那樣的讀書人，也才會有暢遊知識海洋的莫大快感。

我在想，一個好的讀書人，讀到最後會有那樣一個境界：知識猶如漫山遍野的石頭，他來了，只輕輕一揮鞭子，那些石頭便忽然地受到了點化，變成了充滿活力的雪白的羊群，在天空下歡快地奔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