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員遼闊的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城鎮最多的國家。

也許，中國傳統的文化城鎮，在爆破和推土機的轟鳴聲中，已經掀向它的“最後一頁”。

歐風美雨正掃蕩著中國大小城鎮。摩天大樓森林一般生長，古老的街道和建築正在消失殆盡——

中國國家的概念起源於古代城邦——一座城市便是一個國家。傳統文化廣布在城鄉，但主要凝聚和保留在城鎮里。這是孕育我們智慧和生命的地方。

“不積圭土，難成高山”。中國城鎮延續綿長，歷史從未間斷，中國的2000多個古城鎮，幾乎每一城市都可以追溯到久遠，都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即使遭過戰火焚毀、洪水的淹沒，古城中仍存在不同時代大量的歷史文化古跡，像澇災過後沃土上生長出蓬蓬的新一茬莊稼一樣，城市的修復與重建同樣是生命與文化的延續與生長。有人把建築比作凝固的音樂，那麼城市就應該是一部凝固的樂章。

把中國的城市的規劃和建築簡單地歸結為“農耕時代產物”、走完了歷史進程的“木構建築”，“從自己的娘胎里孕育不出自己的民族建築”等等，是“博學”的無知與淺薄。

把中國當代城市文化特色的消失，產生不出東方的經典，歸之於缺少規劃和設計大師，是有一定道理的。可為什麼在當代中國城市大規模建設的高潮中，中西方文化強烈的碰撞、古老與現代的對接之中產生不出大師？

我們不妨略作回望。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國勢衰微，城鎮雕蔽，戰亂不已。被稱為中國近代建築宗師的呂彥直、梁思成、楊延寶等人，都崛起於那個時代。這不僅僅是一種建築學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科學現象。

他們幾乎都有相同的經歷，留學海外歸來，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現代建造技術，又能創造性地發揚中國傳統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國歷史首次向海內外“懸賞”——即招標征集設計方案。方案不是由國民黨領導人拍板決定。但事先已經過各界廣泛的討論，發表文章，確定了中山陵“開放式紀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導思想。要求其風格為中國“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時沒有業主和業內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顧問，即南洋大學校長、土木工程專家淩鴻勛，德國建築師樸士，中國畫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開會評審。交通部南洋大學為交通大學前身，淩鴻勛曾留學美國三年，雖然在美鐵路公司工作並在加倫比亞大學學習，但他大抵並沒有為學位而是為中國現代化的本領而求學，是繼詹天壽之後我國著名的鐵路專家，設計的鐵路1000公路，勘查過的超過4000公路。當時年僅31歲的建築師呂彥直也沒有什麼名氣，他在上海報名應征，在40多個設計方案被評為第一。淩鴻勛評價說：“此案全體結構簡樸渾厚，最適合於陵墓之性質及地勢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鐘形，尤具木鐸警世之想。祭堂與停柩處布置極佳，光線尚足，祭堂外觀甚美……此案建築費較廉。”李金發評價說：“造成一大鐘形，尤為有趣之結構。”王一亭說：“形勢及氣魄極似中山先生之氣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認為呂彥直方案“簡樸堅雅，且完全根據中國古代建築精神”，決定采用，並聘呂彥直為陵墓建築師。

我們看看呂彥直這位設計大師的簡歷，就可知道他的方案被選中，絕非偶然。呂彥直於1894年出生於天津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里。自幼喜歡繪畫，八歲喪父，九歲隨姐姐僑居巴黎，在那里受到法國文化的熏陶。1928年回國讀書，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1914年赴美國留學，1918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建築系。之後，他充任美國名建築師墨菲的助手，參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今南京師大)和北京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的校園規劃和建築設計。與此同時，他還對北京明清故宮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親手繪制了不少故宮建築圖，從而對我國清代古建築及歐美建築風格特點都有了全面直接的認識。到1925年投標中山陵時，他已有了七年建築設計的實踐經驗，其中重要的有上海香港路銀行公會大樓、南京最高法院、東南大學科學館等等。這位年輕的天才，在中山陵建設未竣工時，即因辛勞而早逝。

千百年來，中國的城市在自覺和不自覺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規律。

先說規劃。古代中國城市也許沒有單獨的規劃局、城建局這類的政府機構。但多按嚴格規劃建設的。都城、州府和地區的中心城市、邊防重鎮，更是如此。都城的設計，更是由皇帝親自主持和審定，府尹與太守之類，是做不了主的。

這些古代城市規劃基本上遵循上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無論是商業城市還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規劃，建設的“次序”也十分嚴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統，後做街道和地面建築；先造鐘鼓樓，寺廟學宮等“公共建築”，形成城內型制宏大的標誌性建築物，再建店鋪民宅。我在山東臨淄就考察過2000多年前齊國都城規模宏大的下水道遺存。縣、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觀、學宮、壇廟——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勝古跡。

再說建築。

建築風格與藝術價值並不取決於材料，而是格局、建構、造型和細節表達的內涵。中國地域廣大，建築的材料多樣，從來沒有排斥過“石構建築”和新的建築材料——隋代李春的趙州橋，明代寺院廣布的無梁殿，圓明園中的西洋樓等等。

“雲南地高爽，雖遠處南疆，氣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築兼有南北之風。……滇西大理、麗江一帶，石產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築者亦多。”——看來，半個多世紀前，梁思成大師已經把大理與麗江古城納入了視野。(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而我們是在20世紀80年代那場大地震後，才在危房的搶救中，發現了麗江的驚人之美。麗江古城風貌的保存，還有一個原因，因為缺乏資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強修舊如舊，這終於為後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麗江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