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已經如煙，在那些窮街陋巷之中，有許多值得珍視的熠熠發光的瑰寶。

最著名的會館是康有為住過的南海會館。會館原本分四路四進院。康有為住在北跨院中間的一個小院子里，由於屋子像船形，故稱汗漫舫。院內有7棵樹，所以又叫七樹堂。館內有一條廊子，兩側有玲瓏山石，廊壁上嵌著蘇東坡海棠詩的石刻。康有為就在這里起草了《上皇帝書》，開辦了“粵學會”，創辦了《中外紀聞》，發起了維新變法。譚嗣同的故居瀏陽會館位於菜市口大街西側的北半截胡同。當年譚嗣同住在後院北套間，書屋取名“莽蒼蒼齋”，也是他和維新志士開會與被捕之處。現在北半截胡同馬路拓寬，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個有許多小會館的胡同。其中的115號，原是新會會館。史料記載中梁啟超曾在這里北房內結婚，這幾間房子梁啟超稱之為“飲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稱之為《飲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對這幾間房屋和這一段生活的珍視。現在，這條胡同的東側已經開始拆除了。

與譚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遠，南半截胡同里有紹興會館。魯迅曾在院內的藤花館和補樹書屋居住。魯迅先生就在這里寫下《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名篇。如今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沒，僅剩下了那棵大槐樹。

經過文獻考證和考古發掘，正式確認北京“蒜市口十七間半”——即廣渠門內大街207號院，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遺址，是國內唯一有檔案可查、有地圖可證、有遺跡可尋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寬”和興建廣安大街時被徹底拆毀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並非自今日始。

這些會館、宅院，幾十年來產權幾經變動，有許多成了幾十戶、上百戶人家居住的大雜院。如紀曉嵐的“閱微草堂”，原是座三進深、帶東西跨院的宅院，後院還有一座二層小樓，院中有盤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這里也曾滿園花明葉濃，沿階草色映日，浸透著書香的風雅。現在，紀曉嵐故居的大門早已無存，它的東院一度成了晉陽飯莊，是飲食男女們出入之處，山西貓耳朵之類面食和過油肉之類絕對正宗。也許是這幾年來清代宮庭戲和戲說之類電視劇的興盛，《四庫全書》主編，才子紀曉嵐幾乎家喻戶曉，他的舊居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街道拓寬之際，這座院落僥幸部分得以保存。

這些會館和著名的宅院如何淪為平常居民房？如何會住進去幾十戶上百戶居民？位於宣武區的黃巖會館原有兩處，都是不小的院落。兩年前，我的家鄉浙江黃巖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尋找“黃巖會館”，想收回產權，修繕會館，甚至願意提供一些資金，幫助遷出會館中的住戶，可每次都無功而返。——而這些居民與原來的房屋毫不相幹。淪落大雜院後，期盼舊屋改造和搬進新居，幾乎成為他們一致的呼聲。產權的變化經過十分簡單，也非常復雜——一句活，大都沒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續。

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報》就刊登文章，明確說明政府保護私房產。建國初，北京共有私房92萬間，除了1951年沒收的8.2萬間敵逆房產外，其余都給房主分頒發了新的房地產所有權證，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後，當時同鄉會之類團體不再存在。黃巖會館的房產托付給當時北京大學教務長周炳琳看管，產權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後，這些會館就下落不明了。幾十年來，產權不知怎麼，有的成了住戶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門的“公房”。連黃巖政府派人查閱原始資料都非常困難——沒有人願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處黃巖會館就在舊城改造中“蒸發”了。

一些歷史建築如何淪落為不堪的大雜院，淪落為一處處危房，如今又成為開發商、當權者眼中覬覦之物？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而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往往在戶主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規劃”了。其用途多數絕不是什麼公共利益，而是開發商要在這塊土地上蓋大樓去賺更多的錢；這些人揮舞著“舊城改造”的旗幟，提出讓人無法接受的價格讓人搬走，一旦原來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強制”執行。

中國並不缺少相關的法律。而是缺少實施法律的公正的環境，缺少對破壞者的監督，缺少維護居民最基本權利的意識—許多破壞和拆遷的實質，就是對原住民、對私有財產的無償侵占。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竟相拆除廟宇、牌樓、會所、城墻與城門樓，以至戲臺、祠堂等等，除了一些確有需要外，實際上已經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這些老建築是的封建時代和資產階級的東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這種破的狂熱，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點，一被演變成為“打砸搶”。

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環境和條件，這幾乎是各地政府在舊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說詞。——改造與完全拆毀重建是兩個概念。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舊城歷史文化街區完全推平重建，與改造“危改”毫無共同之處。

北京已經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片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僅在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樓大廈所淹沒，被大樓巨大的陰影所籠罩。

古都文化和歷史的斷代標誌正在不斷遭到被壞，被歲月湮沒。北京的歷史進一步向明清故宮退縮。這就是北京舊城改造的代價？

沒有胡同的北京，還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