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城鎮的凋蔽，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農業商業和手工業經濟的衰落同步。

隨之而來的是，在炮火、煙塵和殘垣斷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對城市規劃和建築的自信喪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幾十年前在《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所說的，“純中國式之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或破壞無遺，或僅餘大略，市民毫不覺可惜。雄峙已數百年的古建築，充滿藝術特殊趣味的街市，為一民族文化之顯著表現著，亦常在改善的旗幟下完全犧牲……這與戰爭炮火被毀者同樣令人傷心，國人多熟視無睹。蓋這種破壞，30餘年來已成為習慣也。”

19世紀末，對傳統文化的疑問與否定，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

和北京一樣，中國的許多城市建設並不缺規劃，有的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經制訂。我不清楚歷屆政府作過多少次調整、修改和重新制定。據調查，目前中國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規劃的“壽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規劃的“短命”，反映了決策者、制訂者的知識、觀念和眼光。規劃的思想脈絡是什麼？規劃本身是否科學合理？有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和執行？

規劃是人制定的，人既可以制定，當然能夠修改調整。但在商品經濟中，現在修改或調整規劃，充滿了其他不確定因素，規劃部門成了最有權力的行政機關。幾位老鄉，準備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廠的倉庫，雙方達成了聯合開發的協議。後來到規劃部門一看，這片土地在規劃圖上卻畫著一個劃藍汪汪的大湖，廠長也不知有此規劃。這里根本沒有水，只有一條臭水溝從倉庫墻外流過，20年了，汙染未曾治理。可規劃上是水上公園，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現在有專門辦批文的公司，花了100萬元委托他們，搞到規劃部門批文，允許建臨時建築。而這些錢是如何分配的，流經誰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業用地，工業廠區改建小區和商品房，預留的綠地變別墅，其前提都要有規劃——而這里的潛規則，都需要花錢。

某一省會城市的規劃局長空缺，幾個地方官員爭著到京城活動跑官，請上頭的相關領導或秘書“發話”，有的帶了幾十萬“活動”經費，“同夥”的有一個是我的熟人。在賓館喝茶的時候，我問，這個職位值那麼多錢？他說，與市公安局長差不多吧，可能還更實惠一點，一年掙個200萬沒問題。我不禁啞然。

有的地方換一屆領導就出一個規劃。城市規劃往往交給設計研究單位，只要拿錢就幹活，領導要怎樣制定規劃就怎樣制定。貪大求洋，翻來覆去。一紙規劃實施起來有多少約束力？能約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販和居民的違章建築了。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大學建築工程設計教育的悲哀——“現在是業主教育設計師的年代”。

同樣到具體的建築物設計也是如此。這是給一些官員組成的出國考察團編的順口溜：“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參觀拍照”。一些單位的官員、公司老板往往拿著出國時拍攝的某個歐式建築照片，讓建築部門按此模樣建造。建設設計單位為了掙到錢，業主單位怎麼說，設計人員就怎麼畫，施工單位當然也就怎麼做。

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時尚跟風、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很難指望業主對建築文化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還有些專家學者，在洋風勁吹之下，“雖然對新輸入之西方工藝的鑒別還沒有標準，對於本國的舊工藝，已懷鄙棄厭惡之心理”，他們把這種“鄙棄厭惡”上升和包裝成學問，是遲早的事情。

外來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經。對外國設計師高報酬，言聽計從；對國內建築師壓級壓價，頤指氣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標，國內建築設計單位與外國建築設計單位聯合，實際上僅為了給他人搭建一個平臺，中國建築師的設計僅作陪襯，他們的創造與創新的機會一次次被無情地剝奪。這無形中加劇了一些國內建築師隨波逐流的心態。

在惡劣無序的建築市場角逐中，為數不多的建築精英們無暇集中精力創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智慧放在談判桌內外，放在“開拓”市場上。只有獲取足夠的訂單才能求生存，才能過好日子。他們不像教授學者，而更像遊走叫賣的商人小販。建築師文化思想和獨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國當代建築也是城市的悲哀！

於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終於把“生米煮成了熟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