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乾杯。克雷頓半敞著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們這幫家夥吃喝玩樂，老子苦力的幹活，晚上還得教書!”他笑瞇瞇地說。我們相識三年多，卻好像相識了一輩子。剛到美國，就是他們兩口子到機場接我。最初的同事關係很快變成友誼，後來差不多算得親戚了。克雷頓今年六十二，長我十四歲。按輩分該算我的“美國叔叔”。後來我搬到加州，他們很難過，直到現在還對別人抱怨：“北島為了加州的陽光，拋棄了我們！”

克雷頓是詩人。美國不少當代詩歌選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國，要說你是詩人，別人都會離你遠點兒，那意味著貧困和神經有毛病。不過現在境況有所改觀。自七十年代起，美國的大學紛紛增設創作課，就像張大網，把社會上漂遊的一幫詩人撈上岸來。一條“魚”名叫克雷頓，九年前成了東密西根大學的詩歌教授。有人批評這一制度，認為這樣會毀掉美國文學。“胡扯!”克雷頓瞪起眼，“說這種風涼話的家里準有遺產。沒有創作課，我他媽現在得在洛杉磯開出租車。”

克雷頓生於印第安納州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在屠宰場工作，母親操持家務，生活與文學絕緣。他還記得有次過生日，母親問他想要什麽禮物？他想了想說，一本詩集。母親大吃一驚，但還是照辦了，買下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書。他至今還記得母親拿著詩集那惶惑的表情。懷著對詩歌的向往，克雷頓離開了母親，上大學，寫詩，翻譯，辦雜誌，教書，參加反越戰運動。懷著對詩歌的向往，他離開了美國，浪跡天涯，在秘魯、墨西哥、日本和法國住過。

克雷頓年輕時長得像吉米·卡特。七十年代末，他、卡柔和一位捷克朋友在布拉格的一家餐館共進晚餐。待賬單送來，比他們預想的要貴得多，原來魚是按每一百克算的。他們和老板吵了起來。克雷頓突然說：“好吧，你們竟敢欺騙吉米·卡特的侄子，咱們走著瞧!”老板一聽大驚失色，連忙道歉，並找來貴賓簽名簿。克雷頓簽名時，那位捷克朋友嚇得臉色煞白。

卡柔則是個地道的紐約人，而且是在紐約的工人區布魯克林長大的。她年輕時的瘋勁是我從他們對話中的隻言片語猜到的：離家出走，吸毒，在大街上酗酒——六十年代可愛的“左派幼稚病”。卡柔風韻猶存，一看就知道她過去是個美人。她學過美術，搞過廣告設計，做過首飾，現在幫克雷頓編雜誌。卡柔聰明、敏感、有主見。但這麽說很難概括她。她是個特殊的女人，以至似乎什麽都不幹，也用不著幹，並對一切都百般挑剔，從詩歌到小吃。幸虧克雷頓混上個教授，可讓卡柔慢慢地品嘗生活。

卡柔的生活只限於室內，一到戶外總有麻煩。不是扭傷了腳，就是跌斷了指頭。前年秋天，我和卡柔帶我的女兒出去買冰淇淋。剛經過草坪，她就被一只大黃蜂螫傷了。那是一次警告，我想卡柔此後更加強了足不出戶的決心。

他們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此前雙方都經過婚姻的失敗。卡柔告訴我，克雷頓頭一次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一次宴會上，他拎著一塊淌著血汁的烤牛肉穿過雪白的地毯。依我看，這一印象純粹是審美的，像克雷頓在白紙上寫下的一行詩。

享受生活，佳肴和美酒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回，他們請我在紐約的一家高級餐館吃晚飯，點了俄國魚子醬和法國香檳酒，三個人花了快四百美元，差點兒把我這個平時只吃糙食的噎在那兒。輪到我請客，他們也絕不會客氣，點得我心驚肉跳。當然，教授的薪水怎麽也頂不住這樣的開銷。於是他自立爐竈，跟菜譜學藝，法國菜、意大利菜，幾乎樣樣精通。

我剛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是他們家常客。傍晚時分卡柔掌燈，克雷頓系上大圍裙，在他們家設備齊全的廚房里忙開了。程序之複雜，一點也不亞於中國飯。在他們的感化下，我的中國胃，也終於能欣賞別的飲食文化了。我有時提前打電話，告訴他想吃某一道菜，他乾脆答道：“我這不是飯館，沒有菜單。”

喝葡萄酒可是一門學問。年份、產區、廠家之類的都可以從書本上學到，但品嘗就得靠經驗與悟性了。我跟他們專門去了趟加州著名的產酒區——那帕嘗酒。嘗酒是免費的。他們兩口子滿臉虔誠，一邊和酒廠的專家用複雜的術語大談顏色、味道和口感，一邊把酒含在口中，念經般咕嚕良久才吐掉。我學著他們的樣子，卻一口咽了下去，嘗不了幾種酒便天旋地轉起來。

如果說克雷頓是個酒鬼，應該不算過分。尤其有朋友來，他總是喝得太多，一瓶一瓶地開下去，越喝話越多，越說越沒邊，進而轉向肢體語言，放上他喜愛的爵士樂，手舞足蹈，巨大的影子在墻上轉動，像動蕩的夜。他們也常帶我到別的酒鬼朋友家做客。回來在車上，克雷頓總是發表關於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富於哲學性的演講，每次都被我的鼾聲打斷了。

克雷頓脾氣不好，說話太直，朋友多，敵人也不少。他出版了一份詩歌刊物，以前叫《毛毛蟲》，後來變成《粉蝶》，苦心經營了十五年，被認為是美國最重要的詩歌刊物之一。他口無遮攔。比如在退稿信里勸你改行，這無異於勸一個自以為天下第一的詩人去自殺。好在美國詩歌界營壘雖多，但中間地帶開闊，極少互相交火，詩人之間最多老死不相往來，用不著惡語相向。

讓我佩服的是美國作家普遍的敬業精神。克雷頓除了教書，余下的時間都用來寫作、翻譯、編輯和做研究，從不知疲倦。他是法文和西班牙文詩歌的重要譯者，曾因翻譯秘魯詩人瓦耶霍的作品而獲國家圖書獎。瓦耶霍的詩以晦澀著稱。克雷頓為此專程去秘魯，花了三年的時間譯完瓦耶霍的長詩《垂爾西》。

我和克雷頓酒後常玩語言遊戲。我的英文不好，往往會聽錯他的意思，這反而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們從一個詞跳到另一個詞，從一種含義轉成另一種含義。有一次，我請他幫我們雜誌的英文選集起個名字，他順口引用了美國詩人龐德《詩章》里的句子：“惡運與豐富的酒。”“豐富”（abundant）在英文中發音和“放棄”（abandoned）很接近。讓我給聽錯了，將錯就錯，這本選集就成了《棄酒》。

待書出來了，我送給他一本。卡柔喜歡這個名字，他不。總而言之，那是隱喻。在現實世界中，我們都同意，酒是不該放棄的。我們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