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文豪卡萊爾（Thomas Carlyle）有一部傳世的重要作品，叫《英雄與英雄崇拜》，那是他在1840年代一系列演講的講稿匯編。系列演講很受歡迎，吸引了許多英國名流買票入場聆聽。

其中有一場講的是“宗教英雄”，“崇拜”的主要對象是伊斯蘭的創教先知穆罕默德。講到一半，卡萊爾拿前輩哲學家邊沁（JeremyBentham）及其信徒來做比較，以近乎不屑的口吻表示，關於人及其命運的看法，穆罕默德比邊沁高明太多了。

當時在聽眾當中，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抗議地說：“不！”隨即走出會場。在場很多人認識那個走出去的人，是另一位重要的英國思想家，寫了《論自由》的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很多人當下理解了穆勒抗議出走的原因：他曾經是邊沁重要的信徒、弟子。

約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國社會享有令譽的詹姆斯?穆勒（JamesMill）。老穆勒很強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兒子一事上。在父親的規劃下，小穆勒三歲就開始學希臘文，七歲學拉丁文，十二歲學數理邏輯。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選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識導師——主張“功利主義”、主張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邊沁。

小穆勒在父親的看管、指導下，度過了緊張、痛苦的二十年。二十歲那一年，他終於精神崩潰，作為對父親最無奈、也最直接的抗議。

精神崩潰之後，邊沁的哲學顯然對小穆勒失去了說服力，一個甚至無法確保自己的精神健康、無法追求一己幸福的人，談什麽“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呢？

小穆勒轉而大量閱讀浪漫主義的詩篇。慢慢地總算從貧弱的精神狀態中恢復，艱難地重拾了理性思考的習慣。這段經驗，一方面讓他理解到“自由”的重要，埋下了後來寫《論自由》的初始種子；另一方面也讓他找出了自己未來生命的目標——他要將浪漫主義中挖掘出的種種熱情與神秘經驗，轉譯成理性的語言，讓更多人能夠了解。

這段過程之後，邊沁及其哲學，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傷痕，難怪他會在卡萊爾演講的會場失控站起來離開。

小穆勒的反應可以理解，然而對很多人來說，卡萊爾的行為就沒那麽容易理解了。卡萊爾明知約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講會的觀眾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買了全系列每一場演講的入場券，更關鍵的是，沒有人比卡萊爾更了解穆勒和邊沁的關系，尤其是邊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記憶。

卡萊爾比約翰?穆勒整整大十歲，兩人相識時，卡萊爾三十五歲、穆勒二十五歲。使得兩人一見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處於和父親的緊張關系中，而卡萊爾也有一個嚴厲、兇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萊爾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問題中。

最鼓勵穆勒接觸浪漫主義的人，就是卡萊爾，穆勒自我療傷的過程中，通信最勤、最親密的對象，也是卡萊爾。

卡萊爾幫助過穆勒，穆勒對卡萊爾的幫助更多。卡萊爾的著作在倫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蘇格蘭鄉下隱居，是穆勒反復勸說，把他再次勸到倫敦。卡萊爾在英國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國大革命史》，那本來是穆勒想要寫的書。穆勒不只把題目讓給了卡萊爾，還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數據與書籍。

卡萊爾完成《法國大革命史》後，還沒出版前，穆勒就先寫了一篇擲地有聲的評文。文中盛贊卡萊爾的著作是近年少見的偉大作品，是一部史詩，勢必影響往後英國所有的歷史寫作。穆勒自己承認：搶先寫評文，是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評家”隨便攻擊《法國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級評文也的確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大有助於卡萊爾作品的成功。

兩個這樣關系的人，為什麽會在公開演講會場發生那樣尷尬的事？根本的理由，還是要在穆勒為《法國大革命史》寫的評文裏去找。穆勒對於卡萊爾處理“群眾”的態度，有所保留。卡萊爾不相信群眾，認為群眾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動歷史的角色。他在歷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史裏看到的，是個人的智慧與決心。卡萊爾否定有什麽樣的理性系統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沖動，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樹的，是英雄、是偉大的個人領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於代議制政府，如果革命後不能建立代議制政府，那麽“輿論上任何重大爭議都將導致內戰”。

兩位曾經再親近再要好不過的朋友，在這點政治立場上有著明確分歧。這點分歧終究使得他們無法繼續維持那樣的友誼關系了。太多事情都會觸動這條神經，提醒、乃至擴大了他們的差異。例如1865年英國殖民地牙買加工人叛變，殺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務員。牙買加總督動員軍隊鎮壓，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處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買加人。一群知識分子與士紳聯署譴責牙買加總督的行為，領銜的是穆勒；同一時間另一群知識分子和士紳聯署聲援牙買加總督，帶頭的是卡萊爾。

1873年，穆勒早於卡萊爾去世。卡萊爾聽到穆勒死訊，感慨地說：“很多次我都想寫信給他，問他：‘約翰?穆勒，到底是什麽因素將我們分隔開來呢？’然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聽到卡萊爾這樣問，或許會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場分隔了我們。”很多不同立場的人能繼續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個人英雄主義，與相信群眾政府系統，這兩種態度卻很難並存共處。這是最殘酷的事實。這兩種態度，是政治態度，卻又不只是政治態度，而是會影響個人幾乎所有是非判斷的根本價值，就連卡萊爾與穆勒都通不過這種差異的考驗。

其實，感慨地說著“然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時的卡萊爾，心底又何嘗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麽因素隔開了他和穆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