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華盛頓郵報》做過一次民意調查，問受訪民眾對於"1975年公共事務法案"的看法。具體的問題是："你贊不贊成推翻'1975年公共事務法案'？"有些受訪者得到的問題稍為復雜一點："最近某某議員主張推翻'1975年公共事務法案'，你贊成嗎？"

調査做了三天，很快就累積了足夠的樣本，顯示了美國民眾對這次法案的看法。不過《華盛頓郵報》沒有公布數據，不是他們刻意要保密，而是因為那些數據，多少人贊成多少人反對，沒有任何實質意義。說穿了，根本從頭到尾就沒有"1975年公共事務法案"，當然更不會有人要提案推翻這項法案。

法案是《華盛頓郵報》捏造出來的，他們小心地選了一個極度中性、空洞的法案名稱，而且訪問中並沒有先問受訪者："你知道1975年公共事務法案'嗎？"

這不是，至少不只是媒體的一項惡作劇。《華盛頓郵報》想調查、或想顯示的，是民調中得到的民意，究竟有多少具體內容，反映了多少選民的具體想法。根本沒有這個法案，受訪者必然不可能對這法案有任何一丁點的概念，可是被問到時，很多人卻樂意提供明確的立場和態度。

在不提示"某某議員主張推翻"的情況下，還有比較多的受訪者不回答問題，或直接說："我不知道。"一旦加上了提示，不回答、"不知道"的比例，就大幅下降。

這說明了什麽？說明了即使完全不知道法案內容，一聽這個議員的名字，受訪者就覺得掌握了足夠線索，可以形成意見——"這議員主張推翻，那我也主張推翻"，或"這議員主張推翻，那我就一定要反對推翻"。

這是再明顯、再具體不過的"對人不對事"，對事實是什麽沒一點概念，純粹針對人來反應。

我們做的政治及選舉決定，到底依據什麽？多少時候我們和朋友聊政治時，我們的發言意見其實一點根據都沒有，只不過是在那種情境下，不願意被視為無知笨蛋，或單純只是想參加討論，不要被冷落而已？多少時候回答民意調查問題，我們是當場隨便抓個答案，應付敷衍了事？甚至多少時候，我們走進投票所投入的一票，其實也是同樣馬虎隨便心情下的產物，根本沒有實質的決定理由？

但這些，再怎麽輕易草率表達的意見、主張，都是民意。而民主，就是以民意的趨向來決定由誰做什麽事，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

很容易可以想象、理解這中間的問題。一位候選人靠完全不考慮、不在乎政見的選民得到了一萬零一票，另一位候選人則爭取到一萬名選民在理念、政策上的認同，誰得到比較多的支持？但結果又是誰當選？

不管支持的理由是什麽，更不管支持的強度有多強，選舉中一票就是一票，票票等值。其影響很簡單很明白：誰會要費那麽大力氣去爭取有深度的支持呢？當然是先想辦法掃到不思考、全靠一時感覺做決定的選票啦！

這就是為什麽知識分子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愈來愈不重要的根本原因。知識分子要具體政見，要考慮因果環節，要衡量配套，說服他們費時費力，而且他們會影響的人，通常也都是好思考、講究信息深度的人。拿這些人做對象，吃力不討好。他們知道為什麽支持這個人，為什麽反對那個人，然而選舉不需要"知道",不知道、莫名其妙投下去的票，跟"知道"的票一樣有效。不在意內容的選票，當然會降低民主的質量，帶來危機。候選人不必想清楚、講清楚自己要幹嗎、要如何做，不需要仔細解釋對公共事務的看法與立場就可以當選，那麽我們如何期待他當選之後，運用公共資源處理職務的效果呢？

要改變這種情況，唯一的方法就是創造出更多願意思考、願意進行討論、深入理解政治議題的選民。在美國，兩位學者兼政治改革者布魯斯?阿克曼和詹姆斯?菲什金曾經提出過"審議日"的構想，在每次大選前國家應該給予選民多一天不上班的"審議日"，鼓勵大家參與集體思考的活動，按照規定前往"審議中心"報到全程參與思考、辯論的人，就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元美金的酬勞。

在"審議中心"，大家隨機分成每十五個人一組，先看一段由兩黨代表表達理念與主張的辯論錄像，然後各組可以有一小時詢問兩黨派到現場的代表。接著各小組集合，每組派一名代表，在大會上對兩黨代表發問。

午餐過後，再分成小組，就早上聽到的問題進一步討論，最後在散會前，讓小組成員互相分享自己的政治經驗與政治判斷。

阿克曼和菲什金認為，就算這樣的程序可能要花掉上百億美金的經費，還沒算進多一天不上班帶來的生產損失，然而其帶來的正面效應，必定遠高於成本開銷。許多過去憑直覺投票，或無所謂不去投票的人，在一百五十元美金的鼓勵下，給自己一天參與政治思考的機會，不但這次選舉他們會做出比較細膩的決定，更重要的，政黨與候選人必然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來打"淺度選戰"，而得花更多時間與精神在仔細設計、思考政見政策上。

"審議日"在實施上一定有很多困難，不過"審議日"本身的思考，就是一種價值，是對民主政治失去思考深度後出現的危機的扭轉起點。不思考的政治，不管是民主或是其他任何形式，都是可怕的東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