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唐駿“學歷造假門”引起了軒然大波，時至今日，大家卻似乎已經忘記了。一個公共事件，容易熱起來，更容易冷下去，這是當代中國人應該重視並深入思考的問題。

中國輿論對此事件的關註度和傳播力一度讓我感到震動和驚訝，但也在情理之中，號稱“打工皇帝”的唐駿畢竟是中國所有渴望復制成功的年輕一代的偶像。而當今中國社會環境好像需要N個有個性而突出的英雄型人物，來正確引導處於困惑、迷茫中的年輕人。但其良好形象一旦遭到質疑和否定，接踵而來的反作用超出人們的想象。

我把它叫做成功後遺癥。《新周刊》雜誌曾寫道“一種毒藥叫成功”，現在看來，那句基於常識的概念已經得到了證實，今後將繼續增強其說服力和滲透力，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本來把此次“學歷造假門”事件視為中國的進步現象，它是互聯網等媒體對公共事件的及時介入、老百姓對科學與真實的追究等要素復合在一起，並發展到一定境界後發生的表面現象。學歷造假本身沒什麽了不起，也不值得去弘揚，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後的成因和影響。除了唐駿和方舟子兩位當事者之間圍繞利害關系和面子問題的爭執之外，龐大的第三者，包括媒體和公眾對此事件的參與本身是值得歡迎的。立體而有彈性的討論基礎無疑逐漸使中國走向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

眾所周知，中國公民對真與假的敏感度、判別與監督的意識和能力是極低的，也不怎麽當回事兒。許多博士學位可以用權或錢買到，已經畢業的學生可以做假證繼續到處享受學生優惠，至於那些家電、科技產品、衣服、食品、圖書、光盤等造假現象無處不在。不管是造假者還是使用者，服務者還是消費者，大家作為合格公民的權利意識極為薄弱。

看到不良產品或現象，媒體的迅速介入讓在憲法層面上具備知情權和監督權的公民們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公民盡可能利用合適的言論平臺去參與討論，最終本著依法治國的精神在司法程序上進行合理的處理和解決，才是現代化國家的治理之道。

對於唐駿先生的學歷真假以及誠信等相關問題，我不給予任何價值判斷。我和唐駿先生曾一起參加過上海第一財經《頭腦風暴》節目。當時我們倆挨著坐，具有留日經驗的唐先生主動用日文和我打招呼。我用日文跟他回應說“您的日語很地道啊”。他很謙遜地說“很多年前的事，已經忘了很多”。外界對唐駿先生的評價五花八門，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斷標準，而我的判斷依據只有那場日語對話。我跟他，沒有用中文或英文交流過。

當代中國對海外媒體來說意味著天堂——素材之多、事件之多、新聞之多，不過，對於此輪“學歷造假門”介入得卻不明顯，甚至無語。為什麽？美國媒體面向美國讀者，日本媒體面向日本讀者，讀者要什麽，記者就寫什麽，記者要不要寫取決於讀者是否關心。我相信，正轉型中的當代中國遭到“學歷造假門”的消息肯定引起海外中國觀察者們的興趣。但對於不那麽了解中國國情的一般讀者來說，這一事件不太好理解，記者也很難深入淺出地給予解釋。

即使是在中國待了七八年，相對較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我，也經常遇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比如，中國為何有那麽多博士官員？我認識的許多高官都有博士學位。但他們在讀期間依然忙著當官、開會、應酬，不怎麽上課，也似乎不怎麽具備寫學術論文的專業能力和得到博士學位的文化素質。他們使勁兒利用官本位的傳統慣例，通過發揮官員本身的身份優勢向教育機構提供政治優惠等方式換取學位。我懷疑，難道中國的博士學位真的那麽便宜嗎？在日本，這種做法絕對行不通，若有這樣的政治家或官員，就會被媒體曝光，並永遠失去身份，所在政府機構也務必在陽光下面臨來自司法和輿論的雙重審判。我認識幾個日本博士官員，他們一般都放棄職位或停職，專門付出一段時間和精力去拿學位，而基本沒有所謂的在職研究生。

在日本，造假事件或現象沒那麽多，至少不到中國的萬分之一。日本的產權、歸屬、真假關系比較明確，一個產品、一個品牌、一個人物的真實性和科學性出現問題，務必遭受來自輿論和法律強有力的雙重壓力和反擊。剛開始由媒體挖掘並預熱，最終由司法來解決，這是日本社會處理“真或假”的普遍規律。對於明星或公眾人物，社會的積極反應和嚴格要求就更加明顯。

日本的老百姓也很能“挑毛病”，對於事物的質量和真假尤其挑剔。2010年5月，淘寶網與軟銀集團控股的雅虎日本宣布將展開戰略合作，雙方將通過數據對接全面打通中國和日本的網購平臺。馬雲和孫正義兩位資深企業家攜手出席發布會。馬雲對日本市場和消費者的看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淘寶要先學會服務好世界上最挑剔的用戶，賺錢不是目的，只是結果，學會服務好用戶才是最重要的。”淘寶在2010年剛滿7歲，國際化首站就選擇了日本，對此馬雲解釋說：“日本消費者是要求最高、最挑剔的，淘寶如果能在日本市場站住腳，就能服務好全球用戶。”

具有消費者意識是一個合格公民應該具備的素質。與日本公民相比，中國公民或消費者比較粗糙和遲鈍。在現有的生存環境下，假的產品和現象太多了，就麻木了。對於產品出質量問題，媒體侵犯產權轉載，政府公布假數據等不良現象，大多數人都習慣采取“犬儒”反應：“沒什麽，出問題很正常嘛”，“我說反正也改變不了，無所謂，再說吧”。

媒體和網民們熱烈爭論唐駿“學歷門”的那段時間，我退一步觀察後認為，此案件沒必要輕易得出結論或答案，探索解決的過程更加珍貴。而我寫本文的這一刻，非常讓我傷感和可悲的是，媒體也好，網民也好，中國公民對唐駿“學歷造假門”的討論始終停留在誰說的是真的，誰說的是假的，這個證據合不合理，那個發言有沒有說服力等技術層面。我在上面也提到，圍繞學歷、成功以及公民意識、消費者權利等真正影響，甚至促進中國社會向前看、往前走的討論相當稀缺。

文憑不等於文化。

尤其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今天，學生、家長、老師、官員、媒體、學者等所有探索“年輕人如何健康成長，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追求自己渴望的人生”，從事“關心下一代”事業的社會行為體都已經徹底體會到了這一哲理。盲目追求成績是不夠的，簡單做好三好學生是不妥的，循規蹈矩地走好人家已經鋪好的道路是欠佳的。究竟有多少學生拿到了學歷卻找不到令人滿意的工作呢？究竟有多少官員沒好好上課，沒好好寫論文，卻拿到了博士學位呢？至少肯定的是，在當代中國，學歷本身已經失去了衡量一個人本來面貌的社會價值。

已婚並有了孩子的80後們將如何培育孩子，讓他或她即將面對“學歷社會”呢？正在上大學，為拿到學歷而奮鬥的大一、大二學生如何調整策略，盡可能擺脫學歷帶來的負面效應，並通過其他渠道讓自身的社會價值實現最大化呢？對於正在上小學、中學的孩子們，家長如何傳達學歷所帶來的正與負、好與壞、黑與白，並促進他們成為能夠自力更生的社會人呢？而已經從大學畢業，拿到了學歷，在大城市蝸居，在社會的底層當蟻族，卻始終不放棄一夜成名、復制成功的年輕人如何改正其價值觀和人生觀呢？為此，正在崛起的社會又能做什麽呢？能提供健康而合理的知識導向性素材嗎？

在我看來，這些命題才是唐駿“學歷造假門”的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