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希臘與古中國的大哲們開始，時間問題就一直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也一直是令哲學家們感到非常頭疼的問題。他們曾無數次想拋棄它，但都未能如願——它看不見，摸不著，卻又無處不在，如幽靈徘徊於一切哲學的空間。

1633年，伽裏略被送上宗教法庭，遭到嚴刑拷打，最後不得不宣布放棄他的“異端邪說”。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他要做的事情卻是：全身心地投入守時研究和利用鐘擺來控制時鐘結構。他將時間問題一直帶進了墳墓。

時間問題像藤蔓一樣，糾纏著哲學。

《舊約全書·傳道篇》：“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坐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采摘所種之物亦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舍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戰爭有時，和好有時。”

既然時間根本無法回避，那麽只好去直面它，並對它作出解釋。在時間問題的研究上，無非是兩大脈，一條是心理學的，一條是物理學的。前者主要是描述心靈對時間的主觀感受。這種描述充滿了悲觀主義色彩。在這裏，時間成了一切罪惡的根源：時間所具有的先天性的流逝本性，使一切皆失去了穩定——一切都在變遷，而所向都是世界的末日，而絕非是世界的再生。因為如此，作為天性就知享樂的生命，苦嘆存在之短促，從而開始了不擇手段的快樂吮吸。尤金·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戀情》，實際上就是寫了一個關於時間的主題——心理學層次上的時間主題。伊弗雷姆的悲劇感，根植於時間——他已衰老了，他已經聞到了死亡的氣息。“還早著呢……我就像山核挑那樣又硬朗又健壯!”“我還要活好些年頭!老天爺作證，一年到頭，干什麽樣的活兒，我都賽得過大多數年輕小夥子!”他如此去強調他的生命之健壯，恰恰暴露了他已在時間之神面前感到了恐懼。而他的兒子們用以與他作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正在於時間。當這個娶了新妻、企圖從一顆年輕生命的軀體上獲取活力與精氣的老頭大聲喊叫著“我要活到一百歲”時，我們從他的兒子們的惡毒的笑臉上，聽出了他們同樣惡毒的心聲：“任你兇任你狂，咱倆比比誰氣長!”但這些兒子們在不久的將來，同樣要跌入可憐的父親的處境，因為，對任何人來說，時間之箭只朝著一個方向，並且一刻也不肯停留。這一脈的哲學，描繪出這樣一個造物主：他一手拿著鐮刀，一手拿著砂漏，當砂漏中的砂已經漏盡時，他就會揮舞鐮刀去收獲生命。由於這個自人類有記憶開始就一直存在的基本事實，從而使人們總要克制不住地滑入罪惡。貪婪、自私、偷盜、爭奪、嫉妒、謀殺、奸淫……這一切行為的產生，說到底是悲劇性的時間造成的。是一種“來不及了”的心理，驅使人犯下了一切滔天罪惡。

時間具有明顯的壓制性——它把人死死地壓縮在一個有限的時段裏。於是人自然想到了要在這一有限的時段裏，獲得充分的自由，以使生命獲得應有的享樂。當然，這是一種消極的自由主義。不少人將它看成是一種向下的自由主義。還有一種積極的自由主義，即在這絕對的時段中，盡可能地進行所謂健康的生命擴張，以獲得相對的遠遠超出絕對時間的時間長度。這是一種向上的自由主義。無論消極還是積極，向下還是向上，他們所看到的事實卻是一致的：砂必然漏盡，收獲的鐮刀必然在生命的頸上閃爍寒光；人生苦短。

在這一點上，東方的哲學因具有神秘色彩，還多少給人帶來幾絲慰籍。東方哲學中，時間常被看成是圓形的——像輪子的運轉一樣。在這裏，時間獲得了兩個形象——一輪金澤閃閃的馬車，在一直向前，而它的輪子，卻又在作相對的圓周運動——一個時間向前，一個時間在循環。這大概是東方人的智慧——東方人發現了時間的隱喻。

輪回，使我們在面對時間的壓制時，獲得了靈魂的退路。東方文化中時間的環形模式，造成了若干只屬於這種模式的景觀。而西方哲學的時間觀則絕對是悲劇性的。“是猶太基督教傳統把‘線性’(不可逆的時間)，一下子直截了當的地建立在西方文化裏面。埃裏阿德寫道：‘這種“無盡的循環”的老調，基督教企圖一下子將它超越。’由於基督教相信耶酥的生、死和他的上十字架受難，都是唯一的事件，都是不會重覆的，西方文化終於把時間看成是穿越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一條線。”時間的線性發現與確認，直至成為線性模式，這幾乎是西方全部價值觀生成的基礎——西方的種種思想乃至人生態度，是這一模式的折射。時間之箭穿透了西方的精神殿堂。相對於環形模式的東方，這或許是西方人不給自己留下退路與回旋余地的透徹與勇敢，又或許是西方人的思維過於執著而缺乏彈性的表現。

作如此對比，並不意味著說東方的時間觀就是非悲劇性的。東方人自然看到了輪子的旋轉，但也看到了馬車的直線前行，他們無法不聽到時間之箭穿過空氣時在耳邊留下的寒冷而恐怖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