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草房子》出版10周年之際

《草房子》寫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生活。是我對一段已經逝去生活的回憶。在中國，那段生活也許是平靜的，尤其是在農村。但那段生活卻依然是難以忘卻的。它成了我寫作的豐富資源。

或許是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或許是我對一種理論的認可，我的寫作不可能面對現在，更不可能去深入現在，我是一個無法與現代共舞的人。我甚至與現代格格不入。我最多只能是站在河堤上觀察，而難以投入其中身心愉悅地與風浪搏擊。我只能掉頭回望，回望我走過來的路，我的從前。我是一個只能依賴於從前寫作的作家。當下的東西幾乎很難成為我的寫作材料。對此，我並不感到失望與悲哀。因為有一些理論在支持著我:寫作永遠只能是回憶；寫作與材料應拉開足夠的距離；寫作必須使用自己的個人經驗。

一個小說家只有依賴於個人經驗，才能在寫作過程中找到一種確切的感覺。可靠的寫作必須由始至終地沈浸在一種誠實感之中。而這種誠實感依賴於你對自己的切身經驗的書寫，而不是虛妄地書寫其它。個人經驗奔流於你的血液之中，鐫刻在你靈魂的白板之上。只有當你將自己的文字交給這種經驗時，你才不會感到氣虛與力薄。你委身於它，便能使自己的筆端流淌真實的、親切的文字——這些文字或舒緩或湍急，但無論是舒緩還是湍急，都是你心靈的節奏。這種寫作，還會使你獲得一種道德感上的滿足:這一切，都是我經驗過的，我沒有胡言與妄說。並且，當你願意親近你的經驗時，經驗也會主動地來迎合於你。它會將它的無窮無盡的魅力呈現出來，你會發現，回味經驗比當時取得經驗時更加使你感到快意。

從“獨特”一詞而言，我們也只有利用自己的個人經驗。

小說不能重覆生產。每一篇小說都應當是一份獨特的景觀。

然而使我們感到困惑的是:我們的小說創作卻總是遊離於個人經驗之外。

發生在創作過程中的“端著金飯碗要飯吃”的現象居然是一個普遍現象，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卻是不爭的事實。絕大部分企圖成為作家的人，永遠只是作為一個作者而未能坐定作家的位置，就在於他們在日覆一日的辛勤寫作過程中，總不能看到自身的寫作資源——那些與他的生命、存在、生活息息相關、糾纏不清的經驗。他撇下了自己，而以貧窮、空洞的目光去注視“另在”——一個沒有與他的情感、心靈發生過關系的“另在”。這個“另在”，一方面是離他遠遠的他人生活，一方面竟是別人的文學文本——他以別人的文學文本作為他的寫作資源。竭盡全力地模仿，最終只是為這個世界增添了一些生硬而無味的覆制品。

造成這種情狀的原因既在個人，又在社會——某種風尚的社會阻礙了寫作者與自身經驗的親近。這個社會強調的是公共(集體)經驗，而忽視個人經驗。它發動它的全部宣傳機器，營造出一種讓小說家忘卻自身而只看到它願意讓它的全體公民看到的景觀。這些景觀，是充分意識形態化的，並且是非常公式化與教條化的。這裏的經驗，是國家的經驗、政權的或某些政治家的經驗。這個社會還可能對企圖回到自身經驗的行為當頭棒喝，將回到自身經驗的行為認作一種對抗行為。如此社會狀態之下的小說創作，除了將文字無謂地付諸於種種概念之外，我們很難指望它會留下什麼鮮活的文字。

“寫作是一種回憶。”但能夠被回憶的，只能是個人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