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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53 minutes ago

[愛墾研創]安華加雅街「收100億、給170億」說法，為何難以說服沙巴人？

2025年11月9日上午，首相安華到亞庇加雅街（Gaya Street）為即將舉行的沙巴州選舉造勢期間，遇到一名當地男子當面高聲質問沙巴「40%淨稅收」的憲法權利。

男子追問的核心很直接：聯邦政府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真正支付沙巴憲法所保障的40%淨稅收分享權？

這場短暫的街頭對話，隨後在社交媒體廣泛流傳，也讓沙巴長年爭取的財政自主、40%稅收權，以及《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的落實問題，再次成為州選舉的焦點。

一場街頭對話，爭議在哪裡？

當時，這名男子向安華強調，沙巴的40%稅收分享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不能與聯邦政府平時撥給沙巴的發展經費混為一談。

安華則停下腳步，面帶微笑地回應。他指出，聯邦政府2024年從沙巴取得的稅收約為100億令吉，但同一年撥給沙巴的發展及營運資金約達170億令吉。

安華藉此強調，昌明政府並沒有邊緣化沙巴，反而在他領導下，聯邦政府投入沙巴的發展資金，比過去歷任首相時期都更多。

然而，這個「收100億、給170億」的說法，並沒有消除沙巴社會的疑慮。

原因就在於：雙方談的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一、40%稅收權，與發展撥款是兩回事

沙巴社會最主要的反駁，是「40%」與「170億」不能直接拿來相減比較。

沙巴所爭取的40%淨稅收分享權，是涉及《聯邦憲法》第112C條文及相關憲法安排的法律權利。支持沙巴立場者認為，這是沙巴在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時所形成的重要財政安排。

換句話說，沙巴要的是：「依法應得的錢，有沒有按照憲法計算及支付？」

而聯邦政府所說的170億令吉，則包括發展及營運支出，例如基礎建設、公共服務以及聯邦機構的運作等。因此，在不少沙巴人眼中，這兩筆錢不能簡單地放在同一張帳上比較。

他們認為，聯邦政府履行道路、教育、醫療、治安等治理職責，是中央政府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而40%稅收分享則是沙巴所主張的憲法權利。

所以，問題並不是：「中央給沙巴的錢，有沒有比從沙巴收的錢多？」

而是：「沙巴依法應得的40%稅收，有沒有按照憲法完整計算和支付？」這也是整場爭議最核心的地方。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57 minutes ago

二、「100億」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是安華所提出的「100億令吉」稅收數字。

部分沙巴本土政治人物、專業人士及學者認為，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單純一個數字，而是「淨稅收」的計算方式及稅收範圍到底包括哪些項目。例如，沙巴社會長期關注石油與天然氣相關收入、企業稅、關稅及其他聯邦層級所取得的收入。

如果不同項目的收入被納入或排除，最後計算出來的「聯邦從沙巴取得多少稅收」，就可能出現很大的差距。

因此，沙巴社會真正想看到的，是一套公開、透明、可以由雙方核對的計算公式與完整帳目。

如果連「100億」的計算基礎都沒有向公眾清楚交代，那麼單純再提出「中央給了170億」，自然很難說服質疑者。

三、「接受40%」與「局部上訴」也造成疑問

這場爭議的另一個背景，是亞庇高等法院此前針對沙巴40%淨稅收權作出的判決。

安華政府曾表明接受法院對40%權利的裁決，不會就40%權利本身提出上訴。然而，聯邦總檢察署其後針對判決中涉及聯邦政府過往做法及相關法律判斷的部分提出上訴，因而引發沙巴方面的不滿。

在一些沙巴本土政治人物眼中，這種做法容易形成一種觀感：政府口頭上說「接受40%權利」，但司法程序卻仍然保留爭議空間。

這也讓部分人擔心，40%權利即使獲得政治承認，實際落實仍可能面對漫長的法律、行政及計算程序。這種疑慮尤其敏感，因為沙巴人對「承諾很多、落實很慢」已經累積了數十年的不滿。

四、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沙巴人特別敏感？

40%稅收分享並不是突然出現的新政治口號。它與沙巴加入馬來西亞後的財政安排，以及MA63所涉及的州屬權益密切相關。

對不少沙巴人而言，這不只是一筆錢，而是「沙巴在馬來西亞聯邦中的地位是否受到尊重」的象徵。因此，當中央政府強調：「我們已經給了沙巴170億令吉。」

部分沙巴選民聽到的卻可能是另一個問題：「如果40%本來就是憲法保障的權利，為什麼還要用其他撥款來證明中央已經給了沙巴很多？」這正是雙方目前最大的認知落差。

五、真正的爭議，不只是「給多給少」

如果把整場爭論簡化成「安華說中央給170億，沙巴人說中央應該再給40%」，其實很容易忽略真正的問題。

核心至少包括三件事：

第一，是法律問題。40%淨稅收分享究竟如何按照憲法及相關法律計算？

第二，是財政問題。「淨稅收」的基礎究竟是多少？哪些收入應該納入計算？雙方能否以公開帳目核實？

第三，是政治信任問題。即使雙方最終在法律上達成共識，中央政府是否能夠建立一個透明、可持續、按時執行的機制？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1 hour ago

對沙巴人而言，第三點可能尤其重要。

因為過去數十年，沙巴已經聽過太多關於MA63、州權及財政自主的承諾。

六、加雅街事件為何會迅速引爆？

正因為上述歷史背景，一名普通男子在加雅街當面追問安華的畫面，才會迅速引起關注。表面上看，這只是一次街頭喊話；但實際上，它濃縮了沙巴社會多年來的核心不滿：

「我們不是不要發展撥款，我們要的是屬於沙巴、依法應得的權利。」

而安華提出的「100億對170億」，則代表中央政府另一套論述：

「聯邦政府並沒有虧待沙巴，實際投入的資金已經超過從沙巴取得的稅收。」

兩套說法其實回答的是不同問題。

一方問的是「憲法權利有沒有被履行？」；另一方回答的是「中央政府到底有沒有投入足夠資金？」

如果這兩個問題沒有被拆開討論，雙方就很容易各說各話。

七、州選舉下的政治效應

隨著第17屆沙巴州選舉臨近，40%淨稅收、財政自主及MA63落實問題，自然成為各政黨爭取選民支持的重要議題。

對沙巴本土政黨而言，這是一個可以凸顯「州權」及「沙巴優先」的政治議題。

對聯邦政府而言，則必須證明昌明政府與過去政府不同，不只是承諾MA63，而是能夠真正落實。

因此，安華在加雅街的回答，表面上是在解釋政府的財政投入，實際上卻觸碰了沙巴人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沙巴到底是在接受中央的「恩惠」，還是在要求中央履行沙巴本來就擁有的「權利」？

這兩種敘事，看似只是一字之差，背後卻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觀念。

結語：沙巴要的可能不只是一筆錢

「收100億、給170億」能否成為令人信服的答案，最終並不只取決於170億這個數字本身。

真正能讓沙巴社會信服的，恐怕是中央政府能否清楚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40%到底應該怎麼計算？

第二，沙巴依法應得多少？

第三，何時開始按照透明、固定及可核實的機制支付？

只要這三個問題沒有完全釐清，再多的發展撥款，也未必能消除沙巴社會對40%權利的疑慮。

因此，加雅街那場短短幾分鐘的街頭對話，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迴響，並不只是因為一名男子「敢當面質問首相」。

更重要的是，他問出了沙巴多年來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我們要的，到底是中央給我們的錢，還是憲法本來就保障我們的權利？」

而這個問題，也很可能成為沙巴政治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ugust 6, 2026 at 10:26pm

[愛墾研創]成功神話的代價：從桑德爾《成功的反思》看功績主義如何撕裂民主社會

當代民主社會最深刻的裂痕，或許並非來自左右派之爭，也不是全球化或人工智慧帶來的經濟衝擊，而是一種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功績主義」（Meritocracy）。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中國大陸譯名《精英的傲慢》）中指出，功績主義曾被視為現代社會最公平的制度安排，如今卻逐漸演變為造成民主社會分裂、階級對立與民粹政治崛起的重要根源。

功績主義：一個美麗卻殘酷的神話

功績主義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承諾一種近乎完美的公平。

它主張，只要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起跑點，就能依靠自己的才能與努力改變命運。相較於過去由血統、種族、階級決定人生的世襲制度，功績主義確實具有強烈的進步意義。

然而，桑德爾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努力值得回報」，而是在於現代社會逐漸將市場上的成功，等同於一個人的全部價值。

當成功者相信自己的成就完全是靠個人奮鬥得來時，他們便容易忽略那些同樣決定人生結果的重要因素，例如出生家庭、教育資源、社會環境、時代趨勢，甚至與生俱來的天賦。這些條件本身，就是一場沒有人能選擇的「基因與命運彩票」。

於是，功績主義開始從一套鼓勵努力的制度，轉變成一種道德判決：成功代表你值得，失敗則代表你不夠努力。比競爭更危險的，是這種將市場結果視為人格價值的邏輯。

贏家的傲慢，輸家的羞辱

桑德爾認為，功績主義最大的破壞，不只是擴大貧富差距，而是製造了一種深刻的心理結構。

一方面，它孕育了「贏家的傲慢」。當社會不斷告訴成功者：「今天的一切都是你應得的」，他們便更容易相信自己的財富、地位與影響力完全來自能力，而忽略了幸運與社會制度的支撐。這種心態逐漸削弱了對他人的同理心，也讓菁英開始將弱勢者視為「不夠努力」的人，而不是受到制度限制的人。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了「輸家的羞辱」。

如果社會相信人人都有公平機會，那麼沒有成功的人，就必須自行承擔全部責任。失業、低薪、階級停滯，不再只是經濟問題，而被解讀為能力不足、選擇錯誤，甚至人格上的失敗。這種羞辱感，比貧窮本身更具破壞力。

因為一個人失去的不只是收入，而是尊嚴。久而久之，這種羞辱便累積成對整個社會的怨懟，形成今日許多民主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情緒。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ugust 6, 2026 at 9:17pm

文憑主義：最後一項被合法化的偏見

桑德爾尤其尖銳地批判當代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迷信。過去數十年，許多政治人物面對全球化與產業轉型造成的大量失業時，經常提出相同的答案：「去讀大學」、「提升技能」、「接受再教育」。

這些建議表面上充滿善意，卻隱含一個殘酷的前提：如果你仍然沒有成功，那就是因為你沒有足夠的能力。於是，文憑逐漸成為新的身分標誌，也成為區分「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象徵。

桑德爾因此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觀察：文憑主義，或許已經成為今日社會最後一項仍被公開接受、甚至受到鼓勵的偏見。

在公共論述中，人們仍可以理直氣壯地用學歷判斷一個人的能力、眼界，甚至人格；沒有名校文憑的藍領勞工，則被默默地排除在「成功」的定義之外。真正被貶低的，並非某一份工作，而是整個勞動的尊嚴。

為何民粹政治會崛起？

桑德爾最具爭議、也最值得思考的論點，是他對民粹政治興起的解釋。

他認為，像川普這樣的政治人物之所以能獲得大量支持，不能簡單歸因於選民的偏見、無知或非理性。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許多勞動階級長期承受來自功績主義文化的羞辱。

當全球化與科技革命使大量製造業工作消失時，建制派菁英告訴他們：「去念大學、重新培訓，你就能成功。」然而，對許多人而言，這句話真正傳遞的是另一層訊息：如果你沒有成功，是你自己的問題。

經濟上的挫折，逐漸轉化為人格上的否定。

而當主流媒體與政治菁英又不斷以「受教育的人」與「沒有受教育的人」、「進步的人」與「落後的人」來描述政治分歧時，這種羞辱感便進一步累積成對整個建制體系的不信任。

川普的政治魅力，正在於他成功捕捉了這種情緒。

他的支持者未必認同他的所有政策，但他們認同的是他對建制派菁英的挑戰姿態。他向選民傳遞的訊息是：「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也同樣看不起你們。」

因此，川普不只是某種政治立場的代表，更成為許多人宣洩長年怨懟的出口。

從桑德爾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並非民主制度偶然出現的意外，而是功績主義長期累積後結出的苦果。如果社會只批評民粹政治的危險，而不反省菁英文化自身的傲慢，就無法真正理解這股政治力量從何而來。

重建共善：比機會平等更重要的課題

桑德爾並不反對努力，也不否定能力的重要性。

他真正質疑的是，一個社會是否應該把市場成功當成衡量人格價值的唯一標準。

因此，他提出三個值得深思的方向。

第一，成功者必須重新學會謙遜，承認自己的成就除了努力之外，也包含了幸運、天賦、家庭背景以及社會制度等無法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因素。

第二，社會必須重新建立工作的尊嚴。各行各業都在維持共同生活的正常運作，基層勞工、物流人員、照護者、清潔人員等工作的價值，不應因缺乏高學歷而被低估。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只是尊重高收入的專業人士，也應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獲得足以安居樂業的薪資與社會尊敬。

第三，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學不應淪為階級再製與篩選特權的工具，更不應成為成功者為自己貼上的道德勳章。如果名校只是持續鞏固既有優勢，那麼它所維護的就不再是公平，而是新的階級制度。

結語：民主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公平競爭

《成功的反思》真正挑戰的，不只是功績主義，而是現代社會對「成功」的想像。

當一個社會相信成功完全來自個人努力，它便容易讓成功者變得傲慢，也讓失敗者承受羞辱。於是，共同體不再建立於彼此尊重，而建立於彼此評價；公民不再是共享命運的夥伴，而成為競爭市場中的勝利者與失敗者。

桑德爾提醒我們，民主若要長久，不只是確保每個人都有競爭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每一位公民——無論職業、收入或學歷——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勞動受到尊重，自己的存在具有不可取代的公共價值。

唯有當社會重新找回「共善」而非只崇拜「成功」，民主才能真正修補被功績主義撕裂的人心。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July 24, 2026 at 4:12pm

從198年代港劇《千王之王》談起～～謝賢剛剛過世，讓人想起他1980年主演的粵語連續劇《千王之王》。汪明荃唱的那首主題曲《用愛將心偷》，已經不朽。

而日劇多年來拍了大量有關高級欺詐案的影劇，讓國民早早在意識上有所警惕，而且，面對各界的不軌行為（包括財團、高官和體制等）不僅僅只有露骨的諷刺，還懂得如何透過法律或社會生態（如媒體）的方法去加以揭露。有的國家，如果高官本身都帶頭「被騙」，就讓人很懷疑，還有誰不可能被騙呢？再多口頭上、形式上所謂的偉大而潔淨的教義，還不如文創作品的社會作用。https://youtu.be/RiFct7JKnxQ?si=R6uV3mt0aU03LtrE

關于某K字头的退休基金局投資遭詐騙一案，嚴守「危機處理」SOP的標凖建議:

1 反貪會設小組

2 當家的厲聲譴責；激勵演說題目：不要低估我肅貪反腐的決心

3 當家第一時間澄清：沒人涉及舞弊

4 有的語文的媒體可免可免，免不掉就低調處理

5 評論人一概繼續生產既定方向的高回酬言論

6 祈禱、誦經；或：誦經、祈禱，具體做法歸有關部門的祭司決定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21, 2026 at 5:51pm

[愛墾研創·嫣然]呼喚與歸來：危機時代的「政治回鍋」與英雄敘事

在當代政治話語中，「政治回鍋」常被貼上消極的標簽。批評者樂於將其歸咎於政黨內部的人才斷層、派系分贓的妥協，或是老人政治對政治新陳代謝的阻礙。然而，這種流於表象的體制批判，往往忽略了政治最核心的功能主義本質：解決危機、凝聚共識以及在歷史的拐點分配權力。從宏大歷史唯物主義與文化心理學的視角來看，政治世界裡從來沒有「回鍋就不好」的絕對教條。相反，傑出政治家的重返舞台，往往是時代危機的呼喚與集體民意的理性抉擇。

政治的首要邏輯，在於應對不確定性。當和平與繁榮流於常態時，社會傾向於信任制度的常規運行，甚至追求年輕、面孔新鮮的政治素養；然而，一旦歷史進入劇烈動蕩的「總體危機」階段——無論是外部戰爭的威脅、地緣政治的重組，還是內部體制的撕裂——新手試錯的成本便會因高昂而變得不可承受。此時，資深政治家所展現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危機時代最稀缺的政治資產。

這是一種獨特的「英雄敘事」。以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為例，他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了漫長而孤獨的「政治荒漠期」，被當時的英國主流政壇徹底邊緣化。然而，當納粹德國的鐵蹄踐踏歐洲、英國面臨生死存亡之秋時，歷史的指針再度撥向了他。常規體制下的溫和官僚已無力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英國需要他的鐵血手腕、絕不妥協的意志以及對地緣政治的深刻洞察。1940年他臨危受命挽救國家，並在1951年以77歲高齡再度組閣（二度執政）。歷史雄辯地證明，這種「回鍋」不是政客對權力的貪婪戀棧，而是國家命運在危難時刻的必然選擇。

無獨有偶，法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同樣在二戰後隱退多年。但在1958年阿爾及利亞危機爆發、法國命懸內戰邊緣的危急關頭，他毅然重返政壇，以其崇高的威望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丘吉爾與戴高樂的歷史軌跡向我們昭示：真正的政治家，其生命的引力始終與國家的興衰同步。當局勢需要他們回來活躍於政壇時，他們的歸來便是對時代命題的正面回應。

在現代民主政體中，「回鍋」的合法性更是建立在嚴苛的選票檢驗之上。民意絕非盲目盲從，當選民在投票箱前選擇一位「老面孔」時，往往夾雜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反思，以及對回歸者執政時期某種確定性的精神懷舊。這種歸來，是成熟的選民群體在面臨多重危機時，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最大公約數選擇。他們買單的不是政治家的過去，而是其現成的國際人脈、高超的官僚駕馭能力和已被歷史驗證過的危機處理經驗。

因此，「政治回鍋」不應被窄化為一頁政壇恩怨錄，它本身是一個極其深刻的中性政治文化現象。衡量其功過的標尺，不是政治家來回走了多少次，而是他是否在對的時間，出現在了對的位置。當平庸的時代流於派系角力時，「回鍋」或許表現為人才的斷層；但當歷史的大潮洶湧而來，那些曾經隱退的巨擘再度披掛上陣，往往便是國家定海神針的重塑。歷史終將證明，偉大的歸來，往往正契合了時代最迫切的呼喚。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21, 2026 at 1:29pm

[愛墾研創·嫣然]記憶的錨碇與秩序的歸來：危機時代選民的「懷舊心理學」

在動盪不安的當代政治版圖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正頻繁上演：許多曾被認為已淡出歷史舞台的「老面孔」，在經歷敗選、卸任乃至政壇邊緣化後，紛紛跨越時間的鴻溝，再度被選民用選票推上權力的巔峰。

從冷戰時期的歷史巨擘，到當代國際政壇的幾度反轉，這種政治上的「回鍋」現象，若僅從政黨派系分贓或人才斷層的制度視角來解讀，未免流於表面。

其背後更深層的驅動力，實則是集體意識深處的一場心理潮汐——一種在危機時代集體爆發的選民「懷舊心理學」（Political Nostalgia）。懷舊，在心理學上從不是單純對過去時間線的眷戀，而是一種人在當下遭遇現實幻滅與生存焦慮時，本能展開的心理防禦機制。

當歷史步入安穩的常態期，社會共享著繁榮與進步的線性敘事，選民往往展現出前瞻性，熱衷於追逐新鮮的面孔、前衛的政策與充滿未來感的政治應許。

然而，一旦社會結構遭遇總體性危機的侵襲——無論是地緣政治的戰火重燃、全球化逆流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崩潰，還是傳統價值觀撕裂引發的身份認同焦慮——未來便從「充滿希望的應許之地」，退化為「不可預知的深淵」。

當「未來」變得面目可憎，人類大腦與集體的認知慣性便會調轉車頭，向後尋找避難所。此時，過去那些曾被驗證過的、代表著確定性與安全感的歷史片段，就會被集體記憶重新打上柔光濾鏡。選民在投票箱前表現出的「懷舊心理學」，本質上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錨碇。這種心理在政治實踐中，具體轉化為對資深政治家「不可替代之熟練度」的渴望。

常態體制下的溫和官僚或政治素人，在危機大潮洶湧而來時，其高昂的試錯成本會讓大眾感到恐慌。選民此時不再期待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的改革者，而是呼喚一位手握解題密碼的「熟手」。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30年代的「政治荒漠期」曾被視為過時的古董，但當納粹的陰影籠罩大不列顛，英國選民與政壇在懷念與恐懼中猛然驚醒，意識到只有這位經歷過帝國風雨、具備鋼鐵意志的老將，才能在生死存亡之秋穩住國家的航向。這種歸來，正是國家集體心理在極端危機下，向過往成功經驗發出的歷史性求救。

更深一層來看，政治懷舊心理往往伴隨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集體反思。在文化心理學中，大眾記憶具有選擇性遺忘的特徵。當現狀令人痛苦，人們會本能地抹去前任執政者當年的政治瑕疵或政策爭議，而將其執政時期簡化為一個符號——「那個繁榮、穩定且有秩序的舊時代」。此時，前領導人的「回鍋」，在選民眼中不是一種政治倒退，而是一場撥亂反正的「秩序歸來」。

無論是近代南美政壇的鐘擺效應，還是大國選舉中跨越任期的再度登頂，其核心的文化心理機制如出一轍：選民買單的，並非那個人物本身的所有過去，而是那個由大眾集體想像和記憶重塑出來的、象徵著「確定性」的黃金時代。

然而，我們必須釐清，這種基於危機的政治懷舊，絕非盲目的群眾烏合之舉，而是一種在極端環境下沉澱出的理性防禦。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歷史慣性時的集體智慧：當未知的迷霧讓人舉步維艱，最安全的解題路徑，往往是回到上一次走通的路口。

那些隱退的巨擘之所以能披掛上陣，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檔案袋裡，裝著已被時間檢驗過的危機處理經驗、成熟的官僚駕馭能力，以及足以在國際舞台上斡旋的現成人脈。這種「老面孔」所攜帶的政治資產，在動盪時代具有最高的溢價。歷史是一條循環前進的河流，常態與危機交替更迭，前瞻與懷念也隨之此消彼長。

政治世界裡從未有過「回鍋就不好」的宿命論，因為在宏大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時間從不是衡量政治家價值的標尺，唯有「時代命題與人物能力的匹配度」才是唯一的真理。

當平庸的時代深陷制度的泥淖，反覆出現的老面孔或許象徵著新陳代謝的停滯；但當歷史的暴風雨降臨，選民透過「懷舊心理學」凝聚起的共識，將那些被歲月沉澱的定海神針重新推回政治舞台的核心，這往往便是國家命運自我救贖的開端。

偉大的歸來，從不是對過去的簡單複製，而是危機時代裡，一個民族向歷史借閱智慧與勇氣的最高儀式。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19, 2026 at 9:34pm

摧毁别人建设誰不會？善用土地權才是智慧～～雪州成為乾乾淨淨的無豬區，百年的民族養豬業打烊；直落昂部分生產數十年，年年給國家賺外匯、歲歲都繳稅的工廠，一日之間在一紙「非法佔用」罪名下被摧毀；永久森林保留地在一聲「解除保留地」就光禿禿了，直接或間接為吉隆坡及部分雪州地區逢雨必淹「做出貢獻」。這樣的「施政效率」當然空前令人刮目相看；也史無前例的口瞪目呆。另一方面，這樣對待州內罔顧民生、國家稅收、外匯收入、社區貢獻的「惡地主心態」，不禁令人懷疑，這些官爺們所知道的土地價值觀，究竟有是何等的有待檢討？

沒比較，沒傷害；還以為自己很可愛，又厲害。

現在雪州濱海高速公路建好了，有機會去霹靂看看。去了解了解馬漢順醫生在擔任霹靂州行政議員期間，主導並落實了霹靂州9所獨中「以地養校」的宏大計劃。該計劃不僅為州內獨中創造了長期的穩定收入，更成為了馬來西亞華教史上極具代表性的重大籌款與資源創舉。該盛舉的關鍵裡程碑與成果：

發展歷程迅速拍板：2009年國陣重新執政霹靂州後，馬漢順接手該計劃。在面臨環境局與森林局等多個部門的重重限制下，他多次召見土地局官員並另尋替代地段，最終在短短不到8個月的時間內，成功讓州行政議會批准並頒發地契。長效運作：土地批出後，透過公開招標種植油棕的模式，9所獨中每年獲得了制度化的利潤回酬，解決了常年經費不敷的燃眉之急。

核心成就與成果土地獲取與規劃：馬漢順率領團隊為霹靂州9所獨中成功尋獲並爭取了2500英畝位於宋溪（Sungkai）的土地作為「以地養校」用途。地價豁免與自掏腰包：原本地段市價高達200多萬令吉且獨中必須繳付231萬令吉地價。經過馬漢順在行政議會內的多番斡旋爭取，成功將地價大幅壓低至僅 1萬800令吉，且該筆款項最終由馬漢順自掏腰包代為繳付，讓獨中免去了巨額地價負擔。

資產大幅升值：9所獨中聯合注冊成立的「升華有限公司」負責開發這片土地。種植油棕後土地持續帶來可觀收益，隨著產業增值，該2500英畝土地的市值已超過1億令吉，甚至曾被評估高達 3億7500萬令吉。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19, 2026 at 7:42pm

當土地只剩下金主的
「土地銀行」（Landbanking）的概念

國家土地屬於全體人民，是實現社會公平與民生福祉的根本保障。法定管理者僅受人民托付履行代管之責，絕非謀取私利的特權，更不能將其異化為少數人甚至個別利益集團的私產。

在一個健康的現代法治社會中，國家土地資源的分配與管理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公共利益至上：土地的規劃、開發與利用必須以提升全民生活質量、保障社會福利為核心，杜絕權力尋租和土地腐敗。

權力的邊界與監督：法定管理者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權。這種權力源於人民的授權與憲法賦予的職責，必須在公開透明的制度框架內運行，接受民眾和法律的嚴格監督。

全民共享其惠：土地收益的分配理應普惠大眾，用於社會保障、公共設施建設等民生事業，縮小貧富差距，捍衛社會公正。任何將公共資源據為己有或濫用職權的行為，不僅違背了國家設立的初衷，也必然會損害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維護土地的公共屬性，保障人民對土地資源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是防止權力濫用、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

為什麼人民老感覺「政府像地主」？

雖然法律概念清楚，但現實經驗卻往往產生相反觀感。原因在於，州政府擁有極大的土地裁量權，包括：

發放土地；轉換土地用途；批准發展項目；發出或撤銷TOL；收回土地；徵地；執法拆除。如果這些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就容易讓人民感覺：「誰掌權，誰就控制土地。」特別是在以下情況：

長期默許佔用後突然執法；同類情況出現選擇性執法。土地價值提高後收回發展；政商利益關係複雜；補償標准不一致；土地批准過程不透明。

公眾就會開始質疑：政府究竟是在維護公共利益？還是：借國家權力重新分配利益？

於是，「政府管理土地」在社會心理上，逐漸滑向：「執政者把土地當成自己的。」這也是許多土地爭議背後真正的政治與法律焦慮。

法治社會如何防止「管理權」變成「主人權」？

現代法律制度並不是完全信任政府「自律」。相反地，法治的核心精神正是：所有公權力都必須被限制。因此，即使政府依法管理土地，也必須受到多重約束。

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任何土地決定：收地; 拆除; 撤銷准證; 驅逐佔用者, 都必須依據法律程序進行。政府不能因為「這是政府地」，就跳過法律程序。否則就可能構成：越權; 程序不公; 濫用權力.

行政權必須接受司法審查：在現代法治體系中，法院並不只是處理私人糾紛。法院也負責監督政府。

若人民認為政府：不合理；不公平；惡意執法；違反程序。理論上可以申請：Judicial Review（司法審核）

這意味著：政府不是最終權力來源，法律才是。公共土地必須服務公共利益：這是現代土地法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政府管理國家土地的目的，應當是：城市規劃；公共安全；基礎建設；環境保護；公共發展。而不是：政治利益；朋黨分配；選擇性照顧；權力尋租。否則，「國家土地」就會逐漸異化為：當全支配資源的工具。

土地行政必須透明：透明，是防止權力私有化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土地批准公開；招標公開；條件公開；征地理由公開；補償機制公開。因為一旦土地制度缺乏透明：人民就很難相信：政府是在「管理國家土地」，而不是「分配自己的土地給既得利益者」。

直落昂事件為何引發社會共鳴？2026年5月雪蘭莪直落昂非法工廠拆除事件之所以敏感，正因為它觸碰了這種深層矛盾。

州政府強調：土地屬於政府地；工廠沒有正式產權；有者只是TOL；屬於非法佔用。

但業者則強調：已經營數十年；長期繳費繳稅；有水電供應；與地方政府長期互動。於是社會開始出現一個關鍵問題：當政府長期默許一種存在後，是否還能完全以「非法佔地」簡單定義？

這裡涉及的不只是技術性法律問題。還包括：legitimate expectation（合理期待）；行政公平；信賴利益；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誠信關係；因此，土地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地契」，而更是：國家如何運用權力對待人民。

真正的法治，不是政府擁有更多權力，而是權力受到更多限制。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並不意味著：政府可以無限行使國家權力。恰恰相反。真正成熟的法治，是即使政府擁有權力，也必須持續證明自己受到法律約束。

因此，「國家土地」最重要的概念，並不是：「土地歸政府」而是：「土地由政府代表國家與人民依法管理。」兩者看似接近，實際上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

前者容易滑向：權力私人化；行政傲慢；國家資源政治化。後者則強調：公共托管；法律限制；人民監督；憲政責任。而這道界線，正是法治國家與權力國家之間最根本的區別。

此事若發生在選擧在即，情势對某方人馬不妙的季節，難免叫人聯想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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