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馬：諾貝爾文學獎新得主石黑一雄指出，作家得獎有偶然性成分，比如作品恰巧符合了時代當時的需求。

2017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10月11日在母校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出席一年一度的秋季文學節，並作公開演講。這是他獲獎後的首次公開露面。早在半年前，石黑一雄就被確定為今年開幕活動的重要嘉賓，因諾獎效應，活動一票難求、場面火熱，主辦方甚至開辟了第二教室做視頻直播，也是爆滿，演講後的簽售更是追捧者眾。

石黑一雄在演講現場 攝影：張平
1980年，石黑一雄畢業於UEA的創意寫作專業。UEA是英國第一個開設創意寫作專業的大學，2011年，這個專業獲得了女王周年紀念獎，從當年石黑一雄讀書時的10名學生發展到如今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學生，與其間走出了石黑一雄、伊恩.麥克尤恩等享譽英語文壇的著名作家有很大關系。

石黑一雄於晚間7點準時亮相，依舊是一襲黑衣，這是他多年來的著裝標配。新捧諾獎，這是個繞不開的話題。他說自己是從BBC先得知的確切信息，然後電話就被打爆了，以至於瑞典學院的通知電話都打不進來，因為一直被占線。在他看來，諾獎是個巨大的榮譽：“它大過作家本身，大過我，大過書本身，甚至大過文學本身，它是一個符號似的象征，代表著特定的文化價值取向，這是諾獎之於今天這個躁動不安的時代最大的意義和價值。”

在諾貝爾文學獎迄今為止頒出的110個獎項中，英國作家占了12席，堪稱諾貝爾文學獎的拿獎大國，而日本裔的石黑一雄則是“英國移民文學三雄”中第二位獲得諾獎的作家。在他之前，印度裔的奈保爾在2001年獲得諾獎。

曾經在東安格利亞大學教授過石黑一雄創意寫作課程的Jon Cook教授評價：石黑一雄對英語文學的影響，在於他充滿想象力地有機結合了日語文學和英語文學的風格與情感。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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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盡管石黑一雄一度曾刻意想要“去日本化”，但雙重文化背景與視角，仍然是他身上抹不去的重要標簽。

1954年，石黑一雄出生於日本，5歲隨父母遷居英國，在英國完成了此後的所有教育，並深受鮑勃.迪倫這樣西方文化偶像的影響，曾經很想做一個搖滾樂人、詞作者，最後還是用英文寫起了小說，書寫題材跨日本、中國、英國，並在英語世界受到高度認可。

石黑一雄曾經透露，他們全家對英語社會的進入、融入都的確帶著一種下意識地外來“觀察者”視角。他的父親是海洋學家，為英國政府工作，剛來英國那幾年，全家人都以為他們很快會回到日本，不曾想最後卻一直在英國呆了下去。那時候他的父母親經常會在家裏談論一些對英國社會的觀察，並希望能積極融入當地社會。

當時，他們居住在薩裏郡的吉爾福德小鎮，是這個鎮上唯一的外國家庭，當地居民都對他們十分友好、熱情。石黑一雄稱從未感受到任何種族主義的歧視等。而他父母親盡管都並不信仰宗教，但為了融入當地社會，也會一家人每周末去參加教堂的活動。石黑一雄後來還成為教堂唱詩班的head boy。

受英國教育、積極融入當地文化、生活，但石黑一雄對日本卻始終有一種下意識的、根的記憶與追尋感。也正因此，為了想要保存自己腦海裏關於日本的記憶、對日本有一種尋根情結，所以他自然地將第一本長篇小說《遠山淡影》的題材鎖定了日本。

他說自己並無興趣去調研真實的日本，他只是想呈現自己記憶中的、想象中的那個日本。

在處女作一鳴驚人之後，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浮世畫家》依舊關註日本，依舊是好評如潮。

然而，直到這部關於日本的小說發表之後，他才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在他離開日本29年之後。

戰後日本經濟快速騰飛，自1960年代末便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世界對日本經濟的騰飛感到驚嘆，也對日本文化充滿了好奇。1980年代的石黑一雄作品，在無意間成為了他所說的：“一個生活居住在西方，向西方世界解釋日本文化的闡釋者”。“我好像成了一個旅居倫敦的日本駐外記者。”

困擾隨之而來。西方世界的評論家、讀者過於強調他身上的日本標簽，對他作品的評析基本不離日本，認為他在寫日本的社會、文化、民族心理等等，“即便，我認為我是在寫人類共通的一些東西。”

他說，作為小說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個人風格特色，而不是書寫題材的特別，“我希望我的作品中有人性，有永恒的一些東西，而不是只有日本這個標簽。”

於是，他做了一個明確的決定，他的第三本小說不再寫和日本有任何關系的題材。

“這是有風險的，甚至可能會帶來一部分讀者的敵意，認為我離開了大家安排給我的位置——向西方闡釋東方的一個特殊位置。但我還是決定要做這件有風險的事，看看結果會怎麼樣。”

於是，有了那本讓他揚名國際文壇的《長日將盡》，一個地地道道的的英國故事。不僅獲得布克獎，還暢銷100萬冊。1993年，據此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備受好評，獲得當年度奧斯卡8項大獎提名。

通過這本小說，石黑一雄證明了他不止可以寫日本。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樂於突破自己、做各種新鮮嘗試的作家，不論是題材、還是類型流派。

他後來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小說《上海孤兒》。他在演講中特別講述了這段歷史。他的祖父曾在1930年代被日本豐田公司（不是後來生產汽車的公司，而是一個紡織公司）派駐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而他的父親就出生於上海。他在家中看過祖父當年在上海所拍攝的照片。石黑一雄對1920、1930年代的上海充滿了好奇，覺得那是一個充滿了各種沖突、到處彌漫著威脅氣氛的大時代。那是第一次，他沒有想到任何主題和故事，但卻就是想以那個年代的大上海為背景去寫一本小說。

歷史、二戰、戰後陰影，是石黑小說裏經常出現的母題。出生於1954年的石黑一雄，認為“（二）戰後”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直到現在，我們也仍活在“戰後的陰影”中。他是一位很有憂慮意識的作家。英國脫歐公投結果揭曉後，他曾接受BBC的采訪，直指英國代表極右傾向的脫歐派的勝利已經讓這個國家淪為戰後最接近法西斯主義的時刻。

但總體而言，戰後的生活，尤其是在英國這樣的國家，是富裕、和平的。而作為小說家，他說自己很嫉妒那些生活在第三世界、或者經歷了戰爭等非正常時期的作家，因為他們是“歷史的前排觀眾”，有那麼多驚心動魄、特別的東西可寫。這也是他為什麼總喜歡回溯歷史，寫上一代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我沒有興趣寫我自己家門外的那些平常事情，難道去寫我的大學校園生活，去寫倫敦的Camden Town（卡姆頓市集）嗎？”石黑一雄的此番話，引發了臺下觀眾的笑聲。

但是，石黑一雄並非是一個只關註非常態情況下人類處境的作家。他也喜歡用隱喻的手法，探討一些人類共同面對的處境問題。

比如，後來分別被改編成日劇、電影的《別讓我走》。題材是科幻的，一群青春校園裏的少男少女突然發現自己是克隆人，未來的命運就是走上手術臺，捐贈他們年輕的器官給他們的“主人”。但是，這個故事背後的隱喻卻是，我們所有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在某個時刻突然意識到、並且不得不面對死亡的問題——生命時間有限、自己的存在有限，那麼，如何面對？當人知道自己的時間將會特別短暫時，沖突更激烈，這個問題的沖擊會更尖銳。

因為人類從根本上無法逃脫和解決死亡這個問題，所以，石黑一雄也選擇讓這些少男少女接受自己的命運，但他試圖探討情感、愛在抵禦死亡的恐懼時所孕蓄的力量。他沒有像一些讀者、觀眾所期翼的那樣，安排他們成為“反抗的英雄”。“我從來無意去寫一個happy ending的奴隸反抗故事，或者假裝生活比它實際上更容易。”作為一個嚴肅的小說家，他希望自己通過“虛構”來探尋、發掘生活的“真相”。

石黑一雄還提到小說《被掩埋的巨人》。這部小說也同樣是個大隱喻。一個村莊裏，村民的記憶存留時間都十分短暫，後來他們發現他們之所以記憶短暫的原因是山上的那條巨龍，它呼出的氣讓這些村民不斷失憶。於是有村民希望殺死巨龍，從而能保存住珍貴的記憶；但卻有村民認為失憶並不是壞事，如此，黑暗的記憶也就永不會再被喚醒。於是兩派人士之間就是否屠龍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與沖突。

石黑一雄說，他想借這部奇幻小說探討關於記憶的主題。什麼樣的記憶該被記得，什麼樣的記憶該被忘記？我們的記憶又在被什麼塑造？記憶問題存在於每個個體身上，存在每個家庭中，也存在於每個社會、國家中。比如美國會想要隱藏、修飾他們過去對非洲做的事情，一個國家會通過有意識的“宣教”來塑造、操控它的國民記憶，並將國家記憶變為個體記憶。

他認為作家應堅持對追尋真相負責，而不應“用敘事操控讀者”，作家更應有勇氣將自己從各種約束中解放出來，不受題材與流派之限。比如他自己寫科幻、也寫奇幻題材。他在演講中說，各種流派之間並不必然存在什麼高等與低級之分，被當地媒體後來用作了標題。

但他也無奈地表示，從整體來講，文學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受經濟這頭野獸的牽制，並不全然取決於作家的堅持和勇氣。比如，戰後百廢待興，社會對藍領工人、白領工人、技術員、經濟學家等有很現實的強大需求，這讓奇幻題材幾無容身之地——家長們傾向於按照經濟社會需求的角色模版來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文學界也樂於提供這樣的題材故事。他還舉了中國的例子，政府現在特別鼓勵科幻小說，包括電影也放開了對科幻題材的限制，背後的原因是政府發現中國現在太缺少傑出的原創性人才，而鼓勵科幻會有助於想象力和創造力。

歸根結底，推動著文學發展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是經濟這頭野獸。

所以，他也認為作家得獎，其實帶有某種偶然性和運氣的成分，比如，你的作品恰巧就符合了時代當時的需求。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2017年10月26日 作者：非非馬 為FT中文網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