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承認，隨著社會文明的演進，人類過去加於自身上的種種不合理的枷鎖需要砸碎。

我們也知道，在這些枷鎖中最嚴重者莫過於在性領域所施加者。所以，兩性關系可以成為檢測一個社會開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宋明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就是一種野蠻而缺乏人性的口號；將人欲滅掉之後，那天理不要也罷。

我們還從歷史了解到，那種禁欲式的倡導往往導致的是一種偽善盛行，宣揚者往往反而是最墮落的人。所謂“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不僅如此，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禁欲主義最嚴厲的時候，其實不過是滿足性欲機會的某種再分配而已：一些人必須禁欲，而另一些人卻可以縱欲。甚至在離我們不遠的某個時代，這種情況依然存在著。

所以，我們的社會在這個以前充滿禁忌的領域也在見證著觀念與行為的逐漸開放。離婚自由獲得越來越多的價值認同。通奸罪已經從刑法中消失。婚前性行為有明顯增長的趨勢。甚至同性戀也得到公眾越來越強烈的同情。盡管改革開放不過三十余年，但在與性有關的一些問題上，國人的觀念乃至行為可謂趕英超美，不落人後。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是否存在或應該存在一種底限？例如，我國刑法仍然規定的“聚眾淫亂罪”，即通過刑法處罰三人以上的群體性行為，這樣的條文是否還應該保持？南京的那位副教授的案件把這一嚴峻問題提到了公眾的面前。

已經有性學家提出了辯護。不過，從法學的角度觀察，依據罪刑法定的原則，只要行為觸犯了刑法的明文規定，執法和司法機關就要對於行為人作出處罰，這裏談不上是國家公權對於個人私權和自由的侵犯。如果立法上有缺陷的話，需要通過啟動修改法律的程序而修補。假如該教授的行為確實構成了聚眾淫亂罪，性學家們的呼籲至多可能帶來在法定刑範圍內的從輕處罰，前提還是案情存在著法定從輕事由。

值得關注的是，性學家稱參與這種性遊戲的都是成年人，所選擇的地點是“私密場所”，因而並不造成社會危害。我對於這種辯護不以為然。所謂公共場所或私密場所的分別，並不在於某個場所的名義功能。夜深人靜，公園樹叢裏熱戀中的一男一女之間的性行為不應該說是在公共場所公然發生性關系；而一個賓館房間裏，假如聚集了十個人進行群交，那個場所就算不得是私密場所了。三人成眾，公共性意味著由於參與人數多而使得一個事件或行為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至於說是否危害他人以及社會，這涉及到覆雜的因素。國外性學研究表明，多人在同一場所進行群體性行為，其間產生極度嫉妒和性心理扭曲，甚至可能引發武力沖突。變異的性行為與性環境會損害婚內性關系的正常感受。群交更加便利艾滋病傳播也是一個公認的事實。背棄結婚時諾言的行為，尤其是像群交這樣去掉了所有羞恥感的性行為或許會促使行為者人格產生某種分裂。還有子女，習慣於放蕩淫亂的父母給自己子女的性觀念以及行為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也是一個缺少研究但卻不容回避的大問題。

總之，我堅持認為，性之於人類是極其美好的享受，不應該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但是正如節制是一種美德，我們的性學家不可以走得太遠。一味地倡導自由開放，甚至認為群交也應當合法化，那實在是突破了底限，把人類混同於動物，將美麗毀損成醜陋。（愛思想網站 201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