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廢都》、《米》和《黃金時代》的文化解讀

莫言是農民流氓英雄的孜孜不倦的歌手，他的言說成為貫穿80年代和90年代的線索，幫助我們窺視文學的秘密進程。在另一方面，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作家便已從政治電擊的後遺症中逐漸蘇醒過來。在此後的數年里，流氓小說躍出王朔的痞子模式，呈現出多元主義的面貌，與此同時，流氓話語更趨向於把“色語”——情色話語作為其內在核心。這種情色話語幾乎成為90年代文學的一個基本標識。陜西作家賈平凹以一種筆記小說的古老語體，寫下了當代流氓知識分子的故事《廢都》；蘇童推出了他的小說傑作《米》；而寂寂無名的王小波則以他的《黃金時代》驚動文壇。這就是我所稱的90年代流氓小說三部曲，它們分別從各自的立場，完成了80年代未竟的流氓小說美學的“色語”營造使命。

色語作為流氓小說美學的核心，是近代中國文化蛻變的結果。在唐宋詩歌和明清小說里，色語通常是貴族和士大夫的專利。《紅樓夢》里大量湧現的色語(以詩歌、隱語和謎語的方式出現)是一個有力的證據。晚清以來滿族貴族日益沒落和退化之後，這種優雅的色語開始粗俗地浮現在世俗生活的表層。北京的流氓八旗子弟，在民國期間流行一種典型的標志性色語——手架著鳥籠(鳥與男性陽具“鳥”同音)，左手把玩著兩粒鐵球(睪丸的隱喻)。這種色語不僅要暗示一種閑適的生活，而且似乎還要傳達一種貴族所獨有的性霸權。但隨著貴族子弟的普遍流氓化，這種交際性色語逐漸轉向了江湖，並最終成為市霸與街痞的浮誇標記。

流氓與色語的關系就這樣變得日益親密起來，並逐漸成為流氓話語的主體。沈浸於“文人情欲”之中的賈平凹，使用了紅樓夢、金瓶梅等明清艷情小說語體，敘述發生在古城西安(一個農業時代的市井標本)的香艷寓言(注：《廢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版。該書有30余種盜版。正式印刷48萬冊，如加上各種盜版發行量應在百萬冊以上。)。一個當地名作家莊之蝶，和包括妻子在內的諸多女人(牛月清、唐宛兒、柳月、阿燦、汪希岷老婆和景雪蔭)周旋，在醉生夢死的情欲場中翻滾，最終成了一個情欲和道德的雙重失敗者，妻子和情人們都離他而去，而他則被迫在滿城風雨的緋聞流言中星夜逃亡。利用古小說語體的典雅，賈平凹掩飾了使用色語帶來的知識分子尷尬。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它造作的話語風格引發了青年讀者的普遍反感。

莊顯然是“廢都”里所有“廢人”中最無用的一個，除了做愛和術數，他幾乎喪失了全部的生命信念。小說原先似乎想把他塑造成一個在頹廢中反抗國家主義道德的農業精英，結果卻把他弄成了一個猥瑣可憐的床帷文人。這其實就是某種“室內流氓”的映像：他是所有流氓中最初級的流氓，在遭到緋聞的狂襲之後，他甚至無力完成離棄“廢都”的逃亡。在歷經了心靈瓦解和肉體狂歡之後，流氓文人淒涼地倒臥在了流氓道路的入口，生死未卜。

在嚴厲地道德檢查制度之下，賈平凹利用曖昧的“天窗敘事”(注：所謂“天窗”，即在敘事過程中，逢到性愛描寫的關鍵之處，便加上括號和方格天窗，並注明此處刪除若幹字。下面是其中的一個尋常例子：“唐宛兒這麽想著，手早在下面摸搓開來，一時不能自己，喚聲“莊哥!”便顫舌呻吟，嬌語呢喃，於涼床上翻騰躍動了如條蟲子。口口口口口口(作者刪去三十七字)待涼床咯咯吱吱一寸寸挪移靠著了梨樹，一時里瞇眼看起枝椏上空的月亮，不覺幻想了那是莊之蝶的臉面，就吐閃著舌頭，要把一雙腿往莊之蝶身上去搭，於是也就蹬在了樹幹上。一挺一挺身子，梨樹就嘩嘩把月亮搖亂，直到最後猛地蹬去，安靜了，三片四片梨樹葉子卻就劃著斜圈兒一飄一飄下來，蓋在婦人身上。——賈平凹《廢都》第三章，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7頁。)，機智地打開了肉體敘事的洶湧潮流。《廢都》其實是90年代情欲解放和道德反叛的第一聲叫喊。從此，一種以床帷敘事為基本特征的“下半身”文學開始盛行。人們不僅從他的“天窗”里窺見了泛濫的市井情欲，而且窺見了農業精英心靈崩潰的歷程。半年後，該書被有關機構宣布為“禁書”，出版社被罰款，編輯受到處分。賈平凹的命運與莊之蝶發生了戲劇性的重疊。

毫無疑問，道德反叛的代價已經由小說自身做出了預言。在小說中，由《西京雜志》發表的有關莊之蝶的艷情故事，為民眾的娛樂提供了最新鮮的素材。人民緊急動員起來，加入了合唱的龐大行列，有限的情欲被迅速放大成緋聞，成為大眾的欲望投射的對象，而國家主義則以受害人(景雪蔭)的名義展開追殺。最終，經過一場訴訟，雜志敗訴，逃婚的唐婉兒被丈夫捉回，打得死去活來。莊之蝶的道德反叛在集權國家主義面前變得如此無力，幾乎不堪一擊。流氓文人就此露出了虛弱的本性。

與北方寓言《廢都》有所呼應的，是蘇童的南方寓言《米》。這部寫於1990年與1991年之間的小說，率先從話語實驗的先鋒主義那里逃走，悄然回到老式的流氓敘事的懷抱之中。它的主人公不是莊之蝶式的“室內流氓”，而是一個從鄉村逃荒流浪的農民，他被饑餓驅趕，膽怯地踏上了城市的街道，從米鋪的學徒開始，在無恥的掙扎中混上幫會的首領，成為道德和文化的雙棲流氓。但他沒有被國家機器所鎮壓，卻遭到了病毒的偷襲。五龍的死比莊之蝶更加囂張：這個被梅毒腐蝕得渾身潰爛的惡棍，將他的全部財產——車皮的大米，通過火車運回楓楊樹故鄉，而他本人則睡在米的溫床上，在對火車的顛簸和大米香氣里走向死亡。

在這個關於欲望、痛苦、生存和毀滅的輪回故事里，“米”是“土地”的一種轉喻、流氓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共同夢想，或者說是鄉村流氓的欲望(情欲、權力欲和土地欲)的象征。它是權力的對象、做愛的道具、欲望生長的溫床、仇恨的種籽、醫治傷痛的靈藥、以及流氓死亡的墓地。“米”和五龍的關系是如此古怪，儼然後者的物化的靈魂，維系著舊式流氓的全部信念。但是，“米”依然在健康地擴展，散發著土地收獲物的芳香，而流氓卻要勢不可擋地崩潰下去。這才是流氓命運中的最悲慘的部分。在這場欲望的戰爭的結局里，“米”的所有權注定要成為一種幻覺，五龍沈浸在這種巨大而幸福的擁有之中，但正在降臨的死亡卻把他變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氓，腐爛在那個無法抵達的故鄉的入口。

令人關注的不僅是“米”的意味，而且還有“梅毒”的語義。梅毒是一個關於“米”的反轉的符碼，一種比“米”更細小的話語微粒。與“米”截然不同的是，這種艾滋病出現以前最惡毒的性病，是情欲和性愛的克星、流氓的頭號天敵。蘇童利用“梅毒”來消滅他的主人公，這無疑顯示了一種寫作策略。在我看來，它就是國家主義的含蓄的植物學代用品，行使著道德責罰和肉體鎮壓的隱秘權力。它在謀殺了所有“嫖客”的同時也謀殺了五龍，或者說，謀殺了所有膽敢聚“米”造反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