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西遊記>考證》）

顯然，事實與“假定”不是一回事。假定是否符合事實，需要證明。胡適列舉了一些哈奴曼與孫悟空的相同點（雖然還不夠豐富），這對認識孫悟空的來源是有意義的，但並未揭示出哈奴曼對孫悟空實施影響的線索和機制，“小心求證”的環節宣告闕如,其可信度就值得懷疑。為此，當代學者蔡鐵鷹先生考察了泰國的古代佛廟（印度佛教反而衰亡，很少保留古代佛教建築），發現了許多古印度哈奴曼文化的遺跡，並以攝影圖片穿插文章中，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遺憾的是，他依然沒有揭示出“哈奴曼對孫悟空實施影響的線索和機制”，反而無奈地表示：“無論在外形，還是性格上，哈努曼與孫悟空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但讓大家接受‘印度進口’說並不容易，（因為）我們在漫長的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始終沒有找到《羅摩衍那》曾經進入中國的證據。”

但是，這並非可以斷定孫悟空與外來文化完全無關。如果我們拓展一下思路，即不要局限在《羅摩衍那》和哈奴曼一端，並且從古印度史詩擴大到整個佛經，那麼印度佛教文化與孫悟空的對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當年玄奘大師從長安出發抵達北印度，又從南印度歸國，穿行了整個西域地區，完全可以設想佛教在西亞諸國以及我國新疆、西藏地區所發生的影響。事實上，現在我們已經發現了許多佛典或佛教題材與孫悟空直接相關的事實。如陳寅恪先生考出《六度集經》等佛經中的頂生王升天故事為“孫悟空鬧天宮之故事也”——也即孫悟空的原型之一(《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在泉州開元寺西塔第四層的石雕像里發現了帶刀的猴形神將，顯見其唐僧取經的護法身份；在敦煌石窟（榆林窟和東千佛洞）發現了唐僧取經圖，其中牽馬者孫行者皆為猴身。據此完全可以相信，印度佛教通過玄奘取經路線、海上絲綢之路（泉州為海上絲路開端）等多種途徑流入中國，並影響了唐宋間的佛教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其猴行者的形象則理所當然成為《西遊記》孫悟空的直接藍本。所以，《西遊記》孫悟空形象，既植根於中國本土豐富的猴精傳說，也受到了外來文化——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哺育，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結果。

由此想及，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習慣於把“五四”作為中西文化碰撞的開端，所謂西風東漸、“別求新聲於異邦”，後來陳平原、王德威、李歐梵等人文學者前移至晚清，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學界一時驚為奇論。現在看來，中國真正開啟現代思想啟蒙，發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還可大幅推進到晚明，因為此時不僅有羅明堅、利瑪竇、金尼閣等西方傳教士來華，李贄、焦肱開始學習、宣傳西方思想與文化，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譯著歐幾里德《幾何原理》等著名事件，而且還有《西遊記》的特殊貢獻：孫悟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外文化融合的產兒。(愛思想網站2017-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