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哪里來的這只猴?——孫悟空形象探源(下)

中國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西遊記>考證》)

顯然,事實與“假定”不是一回事。假定是否符合事實,需要證明。胡適列舉了一些哈奴曼與孫悟空的相同點(雖然還不夠豐富),這對認識孫悟空的來源是有意義的,但並未揭示出哈奴曼對孫悟空實施影響的線索和機制,“小心求證”的環節宣告闕如,其可信度就值得懷疑。為此,當代學者蔡鐵鷹先生考察了泰國的古代佛廟(印度佛教反而衰亡,很少保留古代佛教建築),發現了許多古印度哈奴曼文化的遺跡,並以攝影圖片穿插文章中,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遺憾的是,他依然沒有揭示出“哈奴曼對孫悟空實施影響的線索和機制”,反而無奈地表示:“無論在外形,還是性格上,哈努曼與孫悟空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但讓大家接受‘印度進口’說並不容易,(因為)我們在漫長的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始終沒有找到《羅摩衍那》曾經進入中國的證據。”

但是,這並非可以斷定孫悟空與外來文化完全無關。如果我們拓展一下思路,即不要局限在《羅摩衍那》和哈奴曼一端,並且從古印度史詩擴大到整個佛經,那麼印度佛教文化與孫悟空的對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當年玄奘大師從長安出發抵達北印度,又從南印度歸國,穿行了整個西域地區,完全可以設想佛教在西亞諸國以及我國新疆、西藏地區所發生的影響。事實上,現在我們已經發現了許多佛典或佛教題材與孫悟空直接相關的事實。如陳寅恪先生考出《六度集經》等佛經中的頂生王升天故事為“孫悟空鬧天宮之故事也”——也即孫悟空的原型之一(《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在泉州開元寺西塔第四層的石雕像里發現了帶刀的猴形神將,顯見其唐僧取經的護法身份;在敦煌石窟(榆林窟和東千佛洞)發現了唐僧取經圖,其中牽馬者孫行者皆為猴身。據此完全可以相信,印度佛教通過玄奘取經路線、海上絲綢之路(泉州為海上絲路開端)等多種途徑流入中國,並影響了唐宋間的佛教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其猴行者的形象則理所當然成為《西遊記》孫悟空的直接藍本。所以,《西遊記》孫悟空形象,既植根於中國本土豐富的猴精傳說,也受到了外來文化——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哺育,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結果。

由此想及,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習慣於把“五四”作為中西文化碰撞的開端,所謂西風東漸、“別求新聲於異邦”,後來陳平原、王德威、李歐梵等人文學者前移至晚清,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學界一時驚為奇論。現在看來,中國真正開啟現代思想啟蒙,發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還可大幅推進到晚明,因為此時不僅有羅明堅、利瑪竇、金尼閣等西方傳教士來華,李贄、焦肱開始學習、宣傳西方思想與文化,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譯著歐幾里德《幾何原理》等著名事件,而且還有《西遊記》的特殊貢獻:孫悟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外文化融合的產兒。(愛思想網站201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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