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因為《太平廣記》和《太平寰宇記》都根據《古嶽瀆經》，而《古嶽瀆經》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書。宋元的僧伽神話，更不消說了。因此，我依著鋼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Ram-ayana，今譯羅摩衍那）里尋得一個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影了。

當然，對於魯迅在學術上的“固執”，胡適是領教過的，所以他除了不厭其煩地羅列哈奴曼諸般騰挪、變化神通與孫悟空類同，還通過對哈奴曼與孫悟空的前身《取經詩話》中猴行者的比較，找出兩者的聯系，以為旁征：

第一，《取經詩話》里說，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國。行者是八萬四千猴子的王，與哈奴曼的身份也很相近。第二，《拉麻傳》里說哈奴曼不但神通廣大，並且學問淵深；他是一個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經詩話》里的猴行者初見時乃是一個白衣秀才，也許是這位文法大家墮落的變相呢？

果然，對於胡適的“外來影響”說，魯迅予以堅決的否定，專門就此問題作了說明：

我以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正類無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適之先生則以為是由印度傳來的；俄國人鋼和泰教授也曾說印度也有這樣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作《西遊記》的人，並未看過佛經；2、中國所譯的印度經論中，沒有和這相類的話；3、作者——吳承恩——熟於唐人小說，《西遊記》中受唐人小說的影響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還以為孫悟空是襲取無支祁的。但胡適之先生仿佛並以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傳說的影響，這是我現在還不能說然否的話。（《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民族傳統”和“外來影響”兩說並峙以後，後世學者皆有沿襲，各自從中得到莫大啟迪。從稍後的陳寅恪、鄭振鐸，到當代季羨林、金克木、吳曉鈴、劉毓忱、蕭兵等著名學者都著有相關論文，討論孫悟空的“國籍”歸屬，雖然至今未有定讞，也已足見當年魯迅、胡適的論辯具有深遠的影響和豐厚的學術含量。

二、孫悟空：中外文化融合的產兒

就我而言，傾向於魯迅“民族傳統”說。

首先，魯迅所論，基於中國文學傳統的實際，言之有據。在唐代玄奘取經之後到明代世德堂本《西遊記》誕生之前，確實存在大量猴精故事，典型代表作為唐傳奇《補江總白猿傳》、宋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記》，這是孫悟空形象產生的“土壤和武庫”。同時，魯迅對淮渦神無支祁故事演化的推測比較符合邏輯：唐李公佐著有大禹伏無支祁神話，宋朱熹、羅泌時已演為僧伽伏無支祁傳說，元代戲曲有多種劇目演繹無支祁故事，最後由吳承恩“移其神變奮迅之狀於孫悟空”，而且“禹伏無支祁”之類俚說故事“遂以堙昧”，煙消云散。

其次，胡適對魯迅“民族傳統”說的否定不符學理依據：關於無支祁的神話、傳說、故事皆不可信，這個懷疑並無不當，但問題是此“不可信”並不構成否定它們影響後來孫悟空形象的要件。大而言之，神話和傳說是先民對自然力的天真解釋，在科學上皆“不可信”，但通常都是各民族文化的源頭。那麼，認為淮河神猴無支祁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構成孫悟空形象的源頭，又有什麼不妥呢？至於為了說明哈奴曼與孫悟空的聯系，斷定李公佐所寫傳奇《李湯》即“大禹伏無支祁”也是“受了印度傳說的影響”，則完全是沒有根據的信口之言。

反觀胡適自己提出的“外來影響”說，只停留在“大膽的假設”。其立論邏輯是：《西遊記》敘述玄奘赴印度取經，理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