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北方民族王朝文學的研究的意義，不只是針對特殊時代、特定區域文學研究的盲點和弱點，有填補空白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將有力地推進我們對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的認識，推進對這種整體性的構成和形成的認識。因為對北方民族政權下的文學研究，牽涉著兩千多年以來的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關鍵的命題，即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沖突、互補和融合，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歷史臺階上重新構建博大精深、與時共進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總體結構。長城內外，遠至大漠以北，黃河上下，遠至關隴西域，也就是我們所講的中國北方，是這兩種文明沖突融合的大戰場、大舞臺，表演過許多王朝興亡、民族重組的歷史悲壯劇。在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競爭交往的巨大歷史語境中的北方文學，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中國文學的存在形態、生命氣質和歷史命運。這裏說的“北方文學”，特指北方民族政權下的文化和文學，尤其是它的北方部分。概略地說來，這種特定含義下的北方文學對整個中國文學的作用和功能，起碼可以概括成四個方面：

1、它拓展了和重構了中國文學的總體結構；
2、它豐富和改善了中國文學的內在特質；
3、它改變了和引導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
4、它參與了和營造了中國文學的時代風氣。

我曾經提出過一種文學和文化的理論，叫做“邊緣活力說”。鑒於長期對中國文化進展的考察，我深切地感受到，當中原的正統文化在精密的建構中趨於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時候，存在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邊緣文化就對之發起新的挑戰，注入一種為教條模式難以約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鮮思維，使整個文明在新的歷史臺階上實現新的重組和融合。可以這樣說，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創能力、兼融能力和經歷數千年不墮不斷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於中原文化在領先進行精深創造的過程中，保持著巨大的引吸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豐富的邊緣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環境中保存著、吸收著、轉運著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靈氣，這兩個方面的綜合，使中華文明成為一潭活水，一條奔流不息的江河，一個波瀾壯闊的滄海。

而我們要在這裏研討的中國北方文學，就是中原文學與邊緣文學碰撞融合的極好範例，是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沖突、互補、重組、升華而得到的審美結晶體。

在討論中國古代北方文學的物質形態，以及對整個中國文學的四大功能和作用之前，我們先來分析一項關於一般意義上的南北文學的材料，然後再看北方民族政權下的北方文學，也許是必要的。

據1981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文學分冊》統計：從公元前770年——公元1911年中，收入辭海的文學作家761人，其中南方作家476人，北方作家272人。如果把中國文學史分成兩截，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這一千多年，北方作家181人，南方作家103人。也就是說這千年間文學的中心在北方的中原地區，河南省入典的人數在兩漢、魏晉、隋唐幾代，均成全國第一，南北朝時期居第一的是山東。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南北分裂時期的永嘉衣冠南渡，許多祖籍在北方的作家，比如河南的謝氏家族的子弟，如謝靈運、謝惠連、謝莊、謝朓等等，文學活動主要在南朝，已顯示文學中心南移的趨勢。到了隋唐五代，南方的浙江、江蘇，入典的作家人數已接近、甚至超過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陜西等文化大省。

宋代，即宋、遼、金對峙的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轉折時期。在宋、遼、金、元、明、清這一千多年間，入典的作家一直是浙江、江蘇兩省為最多，其次在文風轉移中，江西、福建、安徽、廣東諸省，依次引人注目。在宋以後的這一千年間，南方作家著錄369人，為北方著錄的80人的4倍多。

我們在這裏簡略地檢閱了一幅中國文學地圖。如此說來，是否可以說宋以後北方文學衰落了呢？這完全是一種假象，這幅文學地圖是帶有成見或偏見，因而是殘缺不全的。它立論的主要根據是漢語書面文學文獻，而嚴重地忽略了大量存在的北方遊牧民族語言的文學，以及浩如煙海的遊牧民族口傳文學。只須舉一個典型的例證。遊牧於大漠以北的回鶻（即維吾爾族的祖先），在9世紀中葉受其他民族的侵擾，分三支遷徙，一支南下河西走廊的張掖、酒泉，為甘州回鶻，後為西夏所滅，衍變為黃頭回鶻，即裕固族的祖先。一支進入吐魯番一帶，建立高昌回鶻王國。一支在喀什和中亞七河地區，建立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在公元11世紀，也就是北宋中期與歐陽修、蘇東坡相前後的那個時代，出現了兩部偉大的書，一部是穆罕默德•喀什噶裏編寫的百科全書式的《突厥語大辭典》，援引了300多首詩歌，可以說是古代突厥回鶻文學精華的“詩三百”。另一部是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寫的長達13000行的長詩《福樂智慧》，它設計了日出國王、月圓大臣、賢明大臣和覺醒隱士等四個主要人物，對治國之道、人生哲理、宗教思潮和公正、福樂、智慧、知足等倫理道德問題，進行富有戲劇性和象征性的討論和爭辯，全詩充滿著智性之美和語言韻律之美。難道這樣長逾萬行的詩不應該認真研究，而只研究長僅數十字、百余字的宋朝小令、慢詞，就能夠全面地描繪出中國文學的整體結構嗎？只要我們把視野擴大到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總攬56個民族無比豐富多彩的文學形式，那麽中國古代北方文學的重要性，就自然而然地凸顯出來了。

一、北方文學拓展了中國文學的總體格局

中國文學的本來性格比較踏實、內向，講究精微的生命體驗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因此膾炙人口的抒情短詩自先秦到唐宋都非常發達。與漢族文學形成對照，少數民族文學的神話史詩傳統非常發達。最著名的當然是“中國三大史詩”：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它們以十幾萬、幾十萬詩行的篇幅，氣勢宏偉奇麗地展示了高原上、草原上遊牧民族的人文生態，篇幅超過了包括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古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古印度的《羅摩衍那》、《摩訶波羅多》在內的“世界五大史詩”的總和。我甚至作過這樣大膽的推測，歷史有可能證明，在世界範圍內，公元前一千年最偉大的史詩是古希臘荷馬史詩，公元後第一個千年最偉大的史詩是印度史詩，公元後第二個千年最偉大的史詩很可能是以《格薩（斯）爾》為代表的中國史詩。而且應該認識到，“三大史詩”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顛峰，在少數民族地區還流傳著數百種中小型神話史詩。這種情形為宋元以後中國敘事文學的大器晚成，提供了由邊緣而及於主體的深厚基礎。這種情形與佛教俗講的內傳、勾欄瓦舍的市場娛樂的需求，以及宋元明以後出版業的興起，四路包抄，推動了中國古代包括小說戲曲在內的敘事文學的迅猛崛起和繁榮。

在南北文學融合的過程中，代言體的敘事文學——雜劇在元朝成為標誌性的最有活力的文體，展現了中國戲劇成熟的景觀，使整個文學格局形成了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並重，而戲曲小說占據主流位置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與北方作家有著深刻的關系。鐘嗣成《錄鬼簿》按輩份記錄元雜劇作家，作為雜劇開創者的“前輩已死名公才人”共56人，籍貫基本上在北方，其中大都、真定、東平、平陽四地就占了35人。大都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救風塵》，大都王實甫的《西廂記》，代表了雜劇的最高水平。而且王實甫《西廂記》的人物、結構、故事結局，對唐人元稹的傳奇《鶯鶯傳》的根本改造，因緣於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諸宮調改變了《鶯鶯傳》始亂終棄、文過飾非的結構，歌頌崔、張婚戀的合理性，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倫理觀念，以及遊牧民族主政時期禮俗變得寬松，存在著深刻的關系。據《大金國誌》卷39介紹，女真族當政時期，貧女在街頭行歌求偶，男方把她帶回家中，感到合適才把聘禮送到女家。這種風氣到蒙元時代，也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兒帖，被篾兒乞惕部落搶走，懷孕生下拙赤。但成吉思汗還是承認拙赤是他的長子，後來成為威震歐亞草原的欽察汗國的創建者。這種異於中原禮俗的觀念的介入，為《西廂記》崔、張愛情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