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中國學術體系重建(下)

三.

關於重新審視並從更新換代的意義上對20世紀以來學術範式進行翻新再造的問題,我以為目前學界存在三種情況。一是沒有意識,也沒有實踐。二是有實踐,沒有意識,或者意識不夠。三是有實踐,有意識。以我粗略估計,前兩者約有十之八九,後者不過十之一二。木齋先生顯然是屬於後者。

我在《木齋《古詩十九首》作者研究的方法論解讀》和《木齋學說與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的更新思考》兩篇文章中曾對木齋先生的研究方法從內外兩個方面做了梳理歸納[⑧]。外顯部分主要包括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假說思維和懷疑方法、文獻考證為支撐的系統研究方法及定量分析方法等。內在靈魂部分則是指學術研究進入困境之後能夠窮則思變,於山窮水盡之處尋求柳暗花明之路。盡管木齋先生沒有把自己的創新研究從學術更新換代的角度明確定性定位,但他的研究其實已經完全達到了這個程度,具備了這樣的作用和價值。這個研究路數的核心精神就是回到以循環提升為目標,以“中體西用”為原則的學術再生之路。

前不久讀到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對於他提出的關於“真理是被語言制造出來的,而非被發現到的”的觀點,我不能完全讚同。但我認為他所提出的語言對於制造真理所具有的巨大潛在能量的認識對於學術視野的擴大和深化確實會起到很大的啟發促進作用。如果說學術的根本使命在於追求真理、證明真理的話,那麽無論真理是被制造的,還是被發現的,學術對於真理的闡釋和證明的功能都是無可替代的。

就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影響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古典近代文化背景下的學術理念範式,二是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的紅色意識形態學術範式,三是八十年代後當代西方哲學思潮背景下的學術方法。平心而論,這三個方面對中國大陸古代文學研究界的確起到很大的推動更新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三個方面的營養輸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狀難以成為現今的樣貌。

然而經過百年的摸索嘗試,我們不得不承認,長期靠外來輸血,是難以造就健康的人體機能的。沒有自我造血機能,就無法成為健康的獨立人。如同大塊牛排奶油面包固然可以一時填飽中國人的胃口,但用不了多久就要消化不良,還是要用稀粥面湯蔬菜之類才能調理過來,脾胃舒健。無論是西方古典近代學術範式、馬克思主義紅色意識形態學術模式、還是當代西方哲學思潮派生的學術範式,都已經在百年實踐中一邊影響中國學術,一邊顯露出自身與中國本土學術的齟齬不合之處。

飽受三段西方學術範式灌輸的中國學術,已經嚴重消化不良,亟待重新定位,找回本體,再度重生。

從《古詩十九首》開始,木齋先生對傳統古詩領域的研究進行了顛復性的另起爐竈工作。這個工作的核心價值也正是反撥二十世紀以來受三段西方學術文化思潮影響規定的學術範式理念,找回“中體西用”學術道路的大膽起步和有效業績。我以為,從這個角度和高度來認識木齋先生的研究價值,不僅能夠正確認識到木齋先生古詩研究的方法本身的更新價值,而且能夠更加明確地提示學界反思20世紀西方各種文化思潮作用下的西體中用學術範式局限,尋求新世紀中國體系的學術範式。

我本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提出也是基於這種思考。以西方學術思潮為主體框架構建起來的以王國維、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中國敘事文學研究範式,基本上是小說、戲曲的文體史及作家作品研究。這個研究取代了以往小說戲曲領域零散批評和評點式研究,把中國敘事文學研究融入到世界敘事文學研究的軌道,可謂功莫大焉。但隨著敘事文學研究的深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漸暴露出它於中國敘事文學本身的固有本質產生隔閡,因而有削足適履和隔靴搔癢的不足。

小說和戲曲固然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主要文體構成要素。但文體要素只是敘事文學的外顯形態,其內在實體是“故事”這一敘事文學本質屬性的所在。這一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就是以故事類型為核心,以各種文體文本為載體的敘事文學發展形態。“王昭君故事”“西廂故事”“楊貴妃故事”等大批由各種文體文本組成的故事才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內在實體。

如果以上描述能夠成立,那麽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會暴露出它們對於故事類型這一中國敘事文學內在實體的忽略和疏離。顯而易見,一個故事類型通常要跨越若幹朝代,跨越若幹文體,跨越若幹作品的集體整合現象。如果只是把研究目光只盯在一種文體或一部作品上,那麽對於一個完整的故事類型來說,無疑就會產生忽略甚至割裂的效果,離開故事類型這一最能體現中國敘事文學內在實體價值的研究局面。而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以西方文學研究體系中文體和作家作品為核心取向的範式。所以,從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類型研究既是對傳統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補充和更新,更是對於20世紀以來“西體中用”學術格局的顛復和對於21世紀“中體西用”學術格局的追求和探索。

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形成的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已經伴隨我們走過了一個世紀的歷程。由於它中國學術的現代化轉型產生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從感情的角度,還是慣性的作用,人們對它一時難以割舍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同兒童身體成長了,衣服也要隨之變大一樣。我們跨入21世紀已經十多年了,已經沒有理由繼續恪守西方模式的學術範型。

當然,沿用一個世紀的學術範式要想改弦易轍絕非易事。除了在觀念上難以一夜間更新換代外,一整套的學術範式更新不僅需要理論層面的逐步深入探討,還需要很多技術層面的具體構想。不能奢望一篇文章解決所有的問題。筆者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把一條凝固的冰河鑿開一道裂縫,呼喚大型破冰船的到來和引渡。同時,以及我本人的中國敘事文化學構想和研究都是跨越這條冰河的先期嘗試。我們希望能激發更多的人產生這種“冰河意識”和“過河意識”,共同打造新世紀中國體系的學術範式。


(原載《天中學刊》2013年第四期)


[①]參見劉方、孫遜:《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現代學術範式的歷史生成》,載《文藝研究》2007年第12期。

[②]《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

[③]據說湘軍名將胡林翼的死因就是在長江見到兩艘洋船能夠逆流而上,迅如奔馬,於是變色嘔血,幾乎墮馬,不久身亡。

[④]該書中譯本1913年由開智公司印行,名為《中國五千年文學史》。

[⑤]該書中譯本1903年由上海中西書局印行,名為《歷朝文學史》。

[⑥]《山西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

[⑦]參見雷海宗《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岳麓書社1989年版。

[⑧]二文分別刊載於《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愛思想網站201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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