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二OO 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三)

地點:北京大學五院(中文系) 演講廳

主持人:陳平原

主講人:王德威、許子東、陳平原

陳平原:今晚的討論,現在開始。“想象中國的方法———以小說史研究為中心”這一專題,由王德威教授、許子東教授和我三個人合作,共同討論,主要涉及小說史研究的對象、視野、方法等。

關於這個課題,我先稍微做一些介紹。因為,今天可能會比較多地涉及小說史研究中國外學者和國內學者的差異。這正是我今天選擇這個題目的用意所在。諸位知道,中國人寫文學史,最早將小說納入視野,那是受外國人的啟迪。一九O 四年林傳甲寫《中國文學史》的時候,是不考慮小說,也沒有戲曲的。而當時,日本學者笹川種郎寫的文學史中,既有小說,也有戲曲。林傳甲還嘲笑人家說,這麽低賤的東西,你也放進文學史來談? 可此後,我們逐漸接受了外國學者的意見。二十年代初———諸位念現代文學的肯定會知道———具體到一九二一年,郭希汾也就是郭紹虞先生,翻譯了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略》,在上海出版。陳西瀅不曉得,只聽人家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的,就貿然在《晨報》上寫文章,因而引起了一場爭論。為這事,魯迅恨了他一輩子。說人家的書是抄襲的,這是特別大的侮辱。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人接受外國學者關於小說研究的意見,基本上限於日本學者,包括鹽谷溫,也包括長澤規矩也等,主要是版本目錄。因為好多書,包括今天諸位熟悉的《遊仙窟》、“三言”以及元刊全相平話等,都是從日本弄回來的。換句話說,五十年代以前,我們對外國學者的想象,就是他們可能提供我們所沒有的、流傳在外面的小說版本。五六十年代,我們沒有多少跟國外學者接觸的機會。真正有意識地與國外學者進行小說史研究的對話,大概是從一九八一年開始。最早是因為魯迅、《紅樓夢》,如《國外魯迅研究論集》、《海外紅學論集》等。一九八三年起,我們才出版《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等,大都是編的,從臺灣的書籍里面選編文章,還不是直接翻譯的。八十年代中期起,有幾個蘇聯及東歐的學者被介紹進來,如捷克的普實克、蘇聯的謝曼諾夫,以及李福清等人。但九十年代以後,我們關注的重點轉為歐美。那個時候,韓南、夏誌清、伊維德、馬幼垣、余國藩、米列娜、浦安迪、柳存仁以及日本的增田涉、澤田瑞穗、小南一郎等,他們的小說史研究,對中國大陸學界開始產生影響。最近幾年,不僅這一批學者,包括治現代文學的李歐梵先生、在座的王德威先生,他們的小說史研究,也深刻影響了大陸的學術界。現在,我們做小說史研究的,已經不可能完全閉門思考,而必須認真面對日本學者、美國學者、歐洲學者和俄國學者他們那些異彩紛呈的研究成果。

我曾經做了一個簡要的敘述,稱小說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中國,獲得了很大的成績。比起詩歌、戲劇、散文來,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研究”里面,成績最突出的,是小說史研究。我記得,五十年代胡適之寫《口述自傳》的時候,特別提到,把小說史研究做得像經學研究、史學研究那樣,這個努力,是從他開始的。把小說研究當經學、史學那樣來經營,這個思路有得也有失,我不細說。我想說的是,我們把小說史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來經營,到今天,發表論文,小說史依然是文學研究里的一個大頭。這有幾方面的原因,最簡單的,我曾提及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建立,對小說史研究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舉了一個很好玩的例子,教書的人都明白,講詩歌,講散文,講戲劇,不是很容易;當然,也可以講得很好。但講小說,絕對好辦多了。如果課堂里笑聲一片,十有八九是在講小說。講小說容易獲得這種效果,講詩、講散文不見得。換句話說,小說研究的門檻比較低,大家都容易進入,這是一個講課效果特別好的領域。當年俞平伯講詩詞,經常會停下來,不是沒話可說,而是重在個人體味。據三十年代的老學生張中行回憶,俞平伯在北大講李清照的詞“, 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念完以後,閉著眼睛說:“真好! 真好! 為什麽,我也說不出來。”於是,滿堂都在嘆息:“真好!”(笑聲) 按照張中行的理解,講詩講詞就該這樣,老師引領學生進入那個境界,然後你自己去體味。講小說要這麽講,肯定不行。而且,即使講詞,這麽講,也

有人有意見。我們知道,歷史學家趙儷生是清華的老學生,憶及當年聽俞平伯講課,說那叫什麽課啊,老說“真好”,到底好在哪兒? 你說呀。(笑聲) 請大家注意,張中行是國文系學生,趙儷生念的是外語系,外語系學生一聽中文系教授搖頭晃腦說“真好”,就受不了。我想說的是,詩詞的講述,更多借助於個人體味,而小說的閱讀、理解和闡發,更容易為公眾所接受。

還有一點,小說史研究,各領域的學者都可以自由進入。比如,做文藝理論的,可以拿小說來試刀;比較文學學者,也喜歡談論小說。還有做政治學的,做法學的,就像北大法學院的朱蘇力先生,也拿元雜劇啊、明清小說啊,來馳騁想象,展開論述。換句話說,小說提供了極為廣闊的天地,使得各專業的學者都能進入,所以,這個領域特別活躍。正因如此,文學史家到底在小說研究中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必須認真思考,仔細探尋。今天,我們面對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小說史研究的角度、方法、觀念、途徑,作為一個中國學生,你該怎樣進入? 我們先請教王德威先生,接下來請教許子東先生,最後有時間的話,我也講一下自己研究小說史的設想。不過,我更希望留下比較多的時間,給大家提問。

好,現在就請王德威先生做一個引言吧。(掌聲)

王德威:好,謝謝大家! 又一次和大家在晚上一起討論關於中國文學的各種問題,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尤其是老朋友許子東教授也一起在這里參與對話。我很期待在我們的引言之後得到大家不同方面的批評和問題。只有這樣的互動,才能促進我們對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的進一步的理解。我想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題目。陳平原教授特別囑咐說,我們每個人不要超出太多的時間,以便留出更多的時間給大家提問以及回答。所以,我想就兩個方面來說明一下過去這些年我自己對現代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方面的一些研究方式。也許有的時候有一些心得,有的時候也有並不是非常成功的嘗試,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首先我想回應剛才陳平原教授的說明,就是關於文學史,尤其是現代文學史這麽一門學科的研究,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現代的“發明”。剛才陳教授也提到了,現代文學史或者廣義的文學史研究它的周期也不過一百多年。時至今日,距離一九O 四年林傳甲的初步的所謂文學史的規模,我們其實走得並不是太遠。但是我們今天一提到文學史,感覺上這是從開天辟地以來就總是在那里的一個大的文學研究項目。我們一談文學史,想到的就是一個以一貫之的大論述,從某一個時代的斷代點開始,一直延續的富有邏輯性的、歷史進程性的、敘事性的這麽一個工程。它基本上有一個大敘事的基礎作為支撐的架構。這個大敘事,通常是包括了對大師的推崇,對經典的樹立,對運動、時期、事件的有意義的描述。如果做現代中國文學史,尤其小說史的話,大師的大師肯定是魯迅,然後是魯迅的門人,然後是茅盾、巴金、老舍等等。當然,我們通常對經典的研讀不遺余力,從《孔乙己》、《阿Q 正傳》到《家》、《春》、《秋》、《子夜》等等,我們在一般的課程上都會接觸到。另外還有時代,對“劃時代”的事件、運動、風格的精致的定義。

從某一個時代嫁接到另一個時代,應一個進程性的起承轉合的發展。在這種種的大敘事的這些因素下,說實在的,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論述在支撐著。尤其是關於現代文學史,它跟現代國家的想象有密不可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