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一部命名為《大國崛起》的節目喚起了中國人某種意識，稍後幾年又因中國經濟急劇增長，大國崛起、世界第二、中美共治、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等說法一度占據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思想空間。中國仿佛已經重現“大國崛起”的夢想，中國的實力仿佛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老二。許多中國人認為，實力決定地位，既然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了，那麽中國就應該享有世界第二的地位，於是什麽“中美共治”，什麽“黃金十年”，什麽“盛世修誌”之類的言辭不斷充斥著報紙的版面、電視的畫面。

其實，仔細想想，這些看法不止是一種有害的虛驕，與中國不卑不亢不驕不躁的大國傳統不符，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說法不合乎歷史，忽視了、抹煞了自己民族已經走過的路，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不符合歷史主義的原則。

中國肯定會崛起，中國也一定能復興，能崛起，但顯然不能是目前這個樣子。人類歷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憑借孤立主義崛起的先例，也沒有一個單純憑借經濟增長就成為世界大國的先例。當然，我想說的還不是這些，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中國人在過去一百多年走過的路，看看過去的中國究竟給今天中國留下了怎樣的精神遺產和可憑借的資源。

如實敘述近代中國走過的路，讓民眾知道我們從哪兒來，我們走過的挫折，還應該讓民眾知道自己民族、國家的輝煌，不論這個輝煌是由哪個黨派、那個集團創造的。這就是歷史主義，就是實事求是。如果連自己先人創造的輝煌都不願意提及、不願意表彰，怎麽能讓人相信這樣的民族、這樣的國家會崛起，會成為真正的世界老二呢？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長時期領先於世界，不是世界第二，而是世界第一，是真正的世界老大。根據一些經濟學家推算，中國在近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的GDP在世界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遠遠超出美國今天在世界格局中的份量。有經濟學家根據相當充分的數據認為中國在清朝鼎盛時期在世界GDP總量中的份額應該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與世界第二的國家拉開了很大距離。

中國不僅在經濟上長時期領先世界，而且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基本文明形態上，中國長時期成為世界中心，所謂“中國”，所謂上國，所謂天朝，絕對不是浪得虛名，其“中央帝國”、世界楷模的意思，就包括在“中國”、“上國”這樣的符號中。如果翻看自利瑪竇以來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西方傳教士眼裏確實發生過天翻地覆的變化。大致上說，在十八世紀之前，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就是西方學習的榜樣，而且在那短短兩個世紀，西方也確實從中國文明中學到了許多東西。科舉制度後來在中國被視為一項惡政，承擔著近代中國落後的原罪。其實，這種看法誤解了科舉制度設計的原初本意，科舉制度只是一種人才選拔方式，是對公職人員的選拔方式，不是教育制度。這個制度在中國或許是惡政，但在那幾個世紀傳到西方，慢慢形成了西方的文官制度。這在許多研究者的作品中都有很好敘述。

中國文明西傳或者說“東學西漸”是一個客觀事實，文明交往原本就不是那麽功利的事情，我們回望明清之際中外文明交往，看看利瑪竇那一代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階層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的交往，很容易體會那一代人的坦誠、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中國面對西方並沒有什麽交往障礙，西方看東方，除了羨慕，也能坦率指出其不足；中國看西方，也沒有什麽崩潰式的驚奇、驚異或驚喜。中國學人謹記先賢往聖的教誨，以一事不知以為恥，發奮學習西方，將中國文明中所沒有的東西引進過來，補充進來就是了。他們的坦然、淡然，是我們今天無法想象的。文明交往的常態在那個時代體現的最為充分。如果不是中國後來發生的政治變動，中國一定能夠沿著這種常態接觸西方，一定能及時回應西方工業革命對全球的挑戰。

然而不幸的是，在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利瑪竇那一代人交往不久，中國內部發生了改朝換代大事變，大明王朝成為歷史，一個來自周邊的新興族群建立了大清王朝。

從今天的眼光看，大清王朝是中國歷史序列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王朝。但在當年，這個來自周邊的滿洲人畢竟還處在一個相對落後的文化形態。按照孔子的說法，滿洲人還有待於中原文明的熏染和教化，這就是以夏化夷。用一個更通俗的說法說，滿洲人的漢化程度還遠遠不夠，至少在那個時代還不足以擔當大中國治理的責任。滿洲人建政中原不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而是中原內部各股政治勢力相互廝殺漁人得利，是一個文明相對落後的族群憑借著野蠻、不規則上位。所以，滿洲人建立了大清王朝後，就沒有辦法繼續沿著前明路徑往前走，大清沒有大明的文明底蘊，沒有辦法與西方人和西方文明坦然交往，他們面對中國文明已經心悅誠服自嘆弗如，當他們看到西方文明時，更感到了壓力，感到文明更新、增長的迫切性。但從滿洲人的實際處境而言，他們在建政中原之後最迫切的任務顯然不是西化，而是怎樣盡管漢化，盡管學會治理這個龐大帝國的辦法，而不是像歷史上一再重復的那樣，一個落後的弱小文明，總是在征服了一個龐大的先進文明之後，不自覺地、悄無聲息地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滿洲人在此後兩百多年始終存在著這樣的戒心，這也是清代歷史不同於過去中國史的一個特例。

歷史沒有給大清王朝留下那麽充裕的時間，正在中國改朝換代調整政策的時候，在遙遠的英倫三島發生了一場改變歷史基本走向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其實就是全球化的起點，是一個超越先前主導世界的農業文明的一個新文明，標誌著一個新的工業時代的來臨。

工業革命導致巨大的產能過剩，革命的結果是將世界連為一體，需要一個龐大的世界市場去滿足這個世界工廠，迫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夠例外，能夠避免工業革命的沖擊而繼續自己的文明形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不是什麽“三座大山”，不是什麽侵略與反侵略，不是什麽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中國能否順順當當地回應工業革命的挑戰，能否引領中國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向一個工業社會，用後來五四思想家的表達方式說，能否從傳統走向現代，與世界同步。

其實，從今天的眼光看，工業革命對中國的要求只是讓出或者說釋放出一部分市場，是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工業文明的因素，是加法，不是減法，更不是用工業文明完整替換農業文明。

回望工業革命之後的中國歷史道路，應該坦率地承認，中國並沒有及時正確地回應工業革命。

隨著大航路開辟，中國享受了工業革命帶來的一些好處，對外貿易有了巨大增長，中國已經成為西方人不能不覬覦的巨大市場，特別是因為中國市場發育不夠，中西貿易呈現出巨大不平衡，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覺得有必要開發中國市場，讓中外貿易趨於平衡。1793年，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出訪中國，就是希望與中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家關系，就是和平通商，資源共享，市場開放。中國如果在這個時候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那麽西方工業革命向東方向中國轉移，就不會有後來如此劇痛，更不會有什麽災難或挨打。

然而那時的清廷統治者實在不太明白國際貿易的真諦，只是固守你買我的東西，你支付真金白銀是天經地義，我不需要你的工業品是因為我不需要，根本無從理解市場需要開發，消費習慣需要培養，消費沖動需要激活的道理。

滿洲統治者之所以這樣想可能有很多原因，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應該與中國社會“士農工商”特殊構成有關，“四民社會”的固化形態必然導致社會需求不足，農工兩個階層如果不進行引導乃至根本改造，他們無論如何沒有力量去消費近代工業品。馬克思曾說英國的紡織工業資本家對中國市場寄予很高期待，他們曾設想每一個中國人一年穿一雙英國紡織資本家生產的襪子，那就會給英國帶來怎樣巨大的財富。只是中國數億農民、手工業者根本不需要襪子，英國紡織工業資本家的希望註定落空。

 市場需要引導，消費習慣需要養成，消費沖動需要激活，開放市場成了一個國家走向現代的關鍵。如果現在的非洲不對中國開放市場，我們今天中國巨大的產能就沒有辦法獲得釋放。由此分析滿洲統治者在1793年對英國人“說不”，我們應該坦率承認這一句話使中國錯過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機會。

貿易的不平衡終究無法維持，中國的初級產品瓷器、茶葉和絲綢等已經成為西方人的日常消費，久而久之，“罪惡的鴉片貿易”成為平衡貿易赤字的手段，中國跳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歷程，經過1860年之後三十多年向西方學習，為中國建構了一個非凡的近代工業基礎，國家的實力也獲得了長足恢復和發展。

 然而，洋務三十年的發展太過於“物質化”了，滿洲統治者沒有註意隨著經濟增長培植一個新的階層，沒有註意西方進步的社會、文化、制度層面的因素，因而中國三十年的增長沒有經得起甲午戰爭的考驗。《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一切歸零，從頭開始。

《馬關條約》有一項重要約定，就是日本臣民有權到中國自由投資，並且享受關稅優惠。用今天的語言去表示，就是徹底放開了日本資本進入中國的管制。根據條約體制，這項政策其實也對東西洋各國有效。這個政策是中國走向世界、世界進入中國的關鍵，較之三十幾年前的《北京條約》，五十年前的《南京條約》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更大。《南京條約》以五口通商結束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沖突；《北京條約》讓各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承諾中國也在西方各國設立公使館，是將中國強行拖入世界共同發展的軌道；《馬關條約》解決了資本自由進出中國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忘記馬克思有關資本的分析，熟悉列寧有關資本輸出的分析，我們就知道資本對於近代中國的真正意義。

短短幾年時間，中國的面貌發生根本變化。先前以文明沖突為理由不願修築，其實是無力憑借自己力量修築的鐵路，在幾年時間就構建起貫通南北的兩條大通道；沈睡數萬年的礦產資源也因外國資本的介入被大規模開采出來了。中國的經濟地圖在發生巨大變化，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工人階級也在這個過程中悄然成長，中國人的文化意識、生活習慣、政治信念也在變化。特別是經歷了1900年義和團戰爭的教訓，中國人通過《辛醜條約》構建了一個必須走向世界，與世界一致的共識，中國道路終於走上正確軌道，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從新政走向預備立憲，走向1911年大革命，走向共和，構建民國，中國終於掙脫帝制束縛，構建一個現代的民主政治體制，中國重回世界中心。

中國原本可以很順利地“大國崛起”，成為世界大國，重回世界領袖地位，重新擔當起對世界事務引領者的角色，就像過去兩千年處理亞洲問題一樣，“率有道伐無道”，維持世界秩序與和平。然而由於歷史積澱，由於中國內部的黨爭，中國沒有在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後尋找到自己的位置，主持正義，維持人道，反而在黨爭中錯失良機，讓日本人捷足先登，對德宣戰。日本人從德國人手裏攫取了山東全部權益。中國雖然在後來毅然對德絕交對德宣戰，加入戰團，勉強成為一個戰勝國，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力量明顯因其在戰爭初期的曖昧而受到削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一個機會，“大國崛起”雖然受挫，但中國走向世界已經成為不可更易的目標。只是此後，中國的內部紛爭繼續存在繼續發酵，直至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北伐成功，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敗而敗，完全終結，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從1927年開始，中國確實有了一個“黃金十年”。這十年，其實就是中國走向世界、中國資本主義獲得充分發展的十年。正是有了這十年的積累，中國方才有力量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對日本“說不”。

 十四年苦撐待變，中國沒有向邪惡讓步、低頭，中國堅守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不動搖，終於讓中國獲得了應有的回報。1945年中國在不經意間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成為戰後國際組織聯合國的發起人和五常之一。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中國重新成為主導世界走向至關重要的大國。中國人百年夢想在1945年成為現在，這是那之前一百年林則徐、魏源那代人想也不敢想的事。

 中國重回世界中心，成為四強、五常，都不是浪得虛名，是中國在經歷了一百多年奮鬥後的名至實歸。那時的中國雖然還很貧窮，但那時的中國與世界貼得最近，中國人的心靈與世界可以說是心有靈犀息息相通，一個古老東方大國的崛起就在那個時刻成為現實。

1945年之後，中國不幸因冷戰而卷入國共內戰，幾年之後，國民黨敗北，蔣介石退到臺灣，大陸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天下。實事求是地說，此後的大陸，不是大國崛起，而是一個曾經的大國再度陷入衰落，而且陷入到了谷底，陷入不能再陷的地步。到了1976年，中國在一波又一波劫難中度過，中國的輝煌與罪孽不成比例。數千萬人死於發正常，數百萬讀書人受到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羞辱、殺戮，一個二戰的戰勝國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遠遠落後於戰敗國，幾億人苦幹幾十年竟然弄得沒有吃沒有喝，淪為自嘲的第三世界。

1976年後，特別是1978年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向常態國家回歸，但是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濟增長並不是一個大國真的重新崛起，而是執政黨繞開歷史難題走，不敢面對世界、面對現實，只是以最簡單的經濟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知識人應該具有清醒意識，應該引領執政黨重回正確軌道，將中國建設成一個繁榮昌盛、民主自由、充滿自信、自豪的政治大國、文化大國。（2017-08-07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