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捉月”傳說的構造與功能

 從現存確實史料看，正如上述，有關李白臨終捉月傳說最晚在北宋前期（梅堯臣）時已形成。此外，如果王琦所引“摭言”有某種史料依據的話，而非誤引，那麽其形成期可追溯至五代時。

 但，無論哪種情況，從現存唐代有關史料均無記述這點來看，是在李白沒後，經百年以上時間逐漸形成較為妥當。至少可以肯定在李白沒後並沒有立即轟傳。理由是如果正值李白去世之後便已成為人們周知話題的話，那麽旨在宣揚李白詩及生涯的李陽冰“序”，範傳正“碑”等，至少也能以“一說”、“或說”、“俗說”而言及。以“捉月”傳說為褒，不用說，自當言及，相反，以為貶，那麽為否定這世間周知的俗說也更當有所言及。

 上述這一事實意味著，“捉月”傳說實際是在經過一段時間對李白“詩與生平”把握達到一定程度的客觀化、相對化後才形成的。主要是由於文學史、鑒賞史很容易以“最具特色要素的典型概括”這一形式來表述對某位詩人的認識。“捉月”這一傳說，如何集中概括了李白這位詩人特色，若從“故事結構”角度來分析其傳承流變，則很容易理解。(15)

 姑且不論李白自身主觀如何，僅就歷史的客觀的角度來看，李白詩歌主要題材是“羈旅”、“飲酒”、“月光”，如果從李白詩中排除這種題材，毫無疑問，李白詩之所以成為李白詩的特色——感覺、構思、意象就要完全徹底改變了。——這足以證明它確是李白詩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關於這點，可參看杜甫“飲酒”之作，其雖有二百七十餘首之多(16)，而質的方面，卻並不象李白那樣成為不可或缺部分。其主要代表之作也很少言及酒。(17)尤其是，如果從杜甫作品除掉“飲酒”題材，杜詩之所以為杜詩的特色並無決定性變化。若說杜詩不可或缺的主要題材是什麽，那麽，當以“望鄉”、“貧窮”、“憂國”等為是。

 由此來考察“捉月”傳說構成要素，那麽，其①旅寓之地采石磯，②醉心飲酒之樂，③乘興捉江月，這正是將李白詩主要題材加以有機融合，典型概括。這一傳說之所以在後世詩人和讀者心目中，成為李白詩及其平生的象征，其原因主要在此。

 不僅如此，作為李白臨終傳說“旅寓——飲酒——捉月——溺死”的傳承，貫穿李白詩及其人生基本方面，也即，人們對李白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這些抽象的基本看法，借其捉月而死這一人生臨終場面而使其具有具象的可視化。這也是這一傳說的功能所在。

 不用說，這與李白實際人生和具體作品中所體現的世俗的、凡人的、非客寓事跡和態度並不矛盾，即使這些要素成分再多，與其他詩人相比，李白作品及其人生的總體仍給人以明顯的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之感。正是這種感覺或說這種詩的真實，成為詩人作品論、傳說論必定涉及的最重要的要點。

 歸納上述所說，即“捉月”傳說之所以成為李白詩及其人生鮮明的象征的直接原因，是將羈旅、飲酒、月光這些主要題材加以集中概括、典型加工所致。進而言之，是由於將構成“李白詩人形象”基調的一系列抽象觀念、形態上的東西，借人生臨終場面使其可視化、形象化。

　（四）誕生傳說、作風傳說、臨終傳說的系統對應

 這樣一來，我們不能不覺察到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即：臨終傳說“捉月入水而死”的傳承，與另外兩個也同樣象征李白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誕生傳說“太白星”的傳承，以及創作風格傳說“謫仙人”的傳承之間，有一個系統對應問題。

 李陽冰《草堂集序》（762年）和範傳正《新墓碑》（817年）已有李白之母夢太白星（金星、長庚星）而生李白這一誕生傳說記載：

 神龍之始，逃歸於蜀，覆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草堂集序》）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覆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吉祥。名之與字，鹹所取象。（《新墓碑》）

 若就這兩則傳說實際而言，決非在懷孕妊娠或誕生其時其地，周圍人們由其胎兒、嬰兒便預測到他將來能成為中國的代表詩人。因而，這“太白星”傳說與李白誕生“覆姓李姓”（指李樹而生伯陽，指天枝以覆姓）的傳承同樣，是在李白才能和名聲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過程中，逐漸創作形成的，這樣看還是較為妥當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它與大體以史實為基礎的“謫仙人”傳承，構成傳說來龍去脈並不相同。

 但若從現存史料看，至少李白其名，太白其字，是其本來所有。大致情況很可能是這樣：A.其父或雙親很注意少年時期李白非凡資質。B.或許在其行成人禮階段，在其正式名字“白”時，確定其字為太白，借太白星含意以願其大有所成。可以說A是基於事實（非凡性）的一種必然認識。B雖是一種推測，從“名白，字太白”相關這點看，也是很有可能。

 不管哪種情況，最重要的一點是，成人後的李白，明確地顯示了與“太白星在地上化身的”這一評價相應的資質和實際成就，而又正是這一點，使象征李白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的誕生傳說，為具有說服力的傳記論所采用。《草堂集序》所說“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表明至少在李白晚年，這一傳說已很普遍化了。

 另一方面，與此相對應的“謫仙人”傳承，情況則是這樣：正當李白作為國家級詩人出現在長安詩壇之際，詩壇長老賀知章便對其人格、詩風作出“謫仙人”這一評價，因而關於“謫仙人”傳承，就明顯地具有確切史實依據。但其評價內容謫仙這一人物形象構成：①來自上天（超俗性），②暫時流謫人間（客寓性），③仙人（天才性）三種印象無不源自④李白自身言行所具有的自由放縱、恣肆汪洋（放縱性）這一特色。（參照注(18)所標明論文）

再進而言之，“謫仙人”這一傳說與“太白星”傳說——①天上太白星（超俗性、天才性）在人間化身（客寓性）這一基本構造是同質、同種的傳承。說二者具有很高同質性是指“太白星”傳說產生是以“名白”為契機，“謫仙人”傳說是在他出仕長安以後逐漸醞釀而成。(19)若說關於誕生時的傳說與登上中央詩壇時的傳說二者之間主要差異只是年代先後關系不同。

 若以這誕生傳說與人格、詩風傳說二者為前提來考察其臨終傳說“捉月”的傳承，那麽，後者明顯與前二者相對應，即三者共同將以超俗的、天才的、客寓的為基調的李白形象推向系統完成階段。

 不用說，形成這一系統傳說意圖，就形成者（個人或集體）來說未必有很強自覺性，但，形成者自覺意圖的有無、強弱，屬另外問題；而傳說一旦形成，由於其本身的構造便發揮出各種各樣的表現功能。而這種表現功能極弱的傳說縱使形成，最終也難以廣為傳播，為人所接受，其原因主要在於，讀者由具體作品獲得了一個關於該作品作者的“人物形象”，便產生一種期待感，而這一期待感又與眼下所提供的有關該作者傳說中所構成該作者形象不吻合。如《新唐書》（杜甫傳）中所記有關杜甫與嚴武不睦的傳說（杜甫傲慢無禮幾為嚴武所殺）即屬此例。

 “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剌史章彜，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彜。”

 而今我們縱觀文學史有關情況可知，人們並不介意“捉月”這一傳說是在李白沒後百余年才逐漸形成這一點，仍把它看作是李白詩及其生平象征，看作是正面形象而誦讀不盡，吟詠不絕。(20)至於溺死本系不祥之語，屬應忌避的負面印象，則被更強有力的正面印象所掩蓋了，這就是文學繼承史中實際狀態。

 那麽，這捉月傳說的魅力中核是什麽呢？正如本文第三節中所揭示兩個功能：①將李白詩歌主要題材典型化。②將對“詩人李白”觀念形態方面認識基調予以可視化、形象化，這二者相輔相成，從而構成更為鮮明印象。也即：李白的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由於他在長江采石磯飲酒、捉月入水而死而輪廓鮮明，具有可視化、形象化。換言之，超俗的客寓人間的天才詩人與其在自家宅中平凡的衰老病死結局不相適應，他應在酒興之中同萬裏長江明月溶為一體，以保持其永恒的生命。捉月傳說就表明了這一點。而宋·梅堯臣的吟詠“騎鯨上青天”（《采石月贈功甫》）和元·薩都刺的吟詠“不作天仙作水仙”（《采石懷李白》）(21)，就描繪了太白星之精的謫仙人李白順江月之光誘導，奔向遙遠太空或千尋水底的情景。這被詩人屢屢吟誦的附加的幻想意象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五）關於杜甫、李賀臨終傳說

 關於李白臨終傳說的地位及其意義，已經言明，而給人以同樣印象的杜甫與李賀臨終傳說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舊唐書》、《新唐書》中《杜甫傳》所記“牛肉白酒”的臨終傳說，雖然是基於《明皇雜錄》(22)那樣小說雜記類材料(23)，但實際還是以杜甫自身作品為內因(24)，而且還由記載唐代歷史的兩部正史明確記錄在冊，因而其傳承，在讀者接受上，遠比“捉月”傳說更具可信性，並且至今它還以史實之見作為一說並存於世。(25)但是，與幾乎並非史實，純在讀者鑒賞接受過程中所產生的“捉月”傳說相比，杜甫臨終傳說的形成過程中卻有相當的不同之處。

 乃溯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縣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舊唐書》卷一九○下）

 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肉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新唐書》卷二○一）

 另一方面，關於李賀臨終傳說的“白玉樓”的傳承，是由晚一代的李商隱《李賀小傳》（《李義山文集》卷四）記載李賀姐姐之言，因而傳承的來龍去脈（即李商隱所記，李賀姐所言）本身具有較高可信性，內容方面與李賀好幻想形象相對應，但較“捉月”傳說和“牛肉白酒”傳說缺乏現實性。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雲‘當召長吉’。阿女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

 少之，長吉乏絕。長（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飲五鬥黍許時，長吉竟死。

 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李商隱《李賀小傳》，四部叢刊，《李義山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