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東：你的惜別之情讓我很感動，不過現在交通也很方便，對於我來說也要適應穩定性的工作。高校有它自己的體制和運作機制。你提到公道和社會公正，我想，它更適合指向我畢業後和上海交通大學的恩怨是非，而非不能或沒有留在北京。就體制的運作對學術的要求和中國社會對人情的要求來說，總有人做得比我更好，換個角度看其實也很公平。不過我想說的是，我人緣其實也挺好，畢業前一兩年就有一位北京高校的師長在與台灣友人的宴會上公開表示要將兩個八零後弄到他們學校去，後來另一個八零後果然留了下來，而我工作的事一直懸著，也可以說辜負了師長的一番好意。但從另一方面，比如在薩特的自由意志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我是“自由選擇”離開了北京，而後來我又“自由選擇”離開了上海，由於上海交通大學的失信。前者源於對未來生活的期待，後者則源於對體制不義的抗爭。而現在，我估計在大家眼中我都成了帶有抗爭色彩的詩人，一個高校要我還需掂量一下呢？在這個意義上，真的是性格決定命運，我自己主動選擇了成為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失敗者。但是其中可能有的精神或價值，我認為卻是另一種勝利，這就如寫作本身。在杜甫心中有一個陶潛，也許，在每個中國詩人身上都有一個陶淵明。離開了北京，無疑會幫助我成為陶淵明，“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但另一方面，“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名山大川更有利於修行悟道，帝國這麽大，唯一的好處就是可以藏身。我們並不是居住在浮泛的外面，而是居住在自己的心靈裏。我似乎一開始就是一個“閉門造車”的人，這種傾向在小時候就已經確立了。小學四五年級時沒有什麽書讀，我就從一個堂伯父那裏借書，有文革時的書也有更早的書。當時讀到俚俗的白話文言對譯的《詩經》、有打倒劉少奇彭德懷註釋的文革版《毛澤東詩詞選》，也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我那時就開始背誦《大學》、《中庸》，這些儒家的書對我的影響就是讓我明白天地間有一個“理”字，除了我身旁的世界——農民們辛苦的勞作——還有一個文明世界，但這個文明世界似乎只存在於書本裏，並不指向外界，我後來到一個小城讀大學也同樣是為了追尋這個書本上的文明世界。那時我就固執地認為，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心。那時這樣想，也許是為了補償我高考的挫折。後來到北京讀書，我似乎也沒有改變這種“閉門造車”的心態。書本上的理越來越多，社會上或身旁的理越來越少，這不能不給人文理性帶來憂慮。書本上的文明世界都在講一個“理”字，所謂的經世致用，在我的理解就是以理來安頓人生。而對這人生的安頓，首先就是要擺放下一張書桌。

陳家坪：我感受到你的達觀，心裏釋然多了。可見在我的思想認識裏是有著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成敗維度。但我也知道這不是唯一的社會認同標準。事實上，我更看重個人思想的發展。我做過不少訪談，發現一個人對受傷、恐懼的記憶更為具體更為深刻，更為細節豐富。相反對於幸福與快樂的記憶比較輕描淡寫，但是表情十分生動，傳遞著一種不言自明的會心一笑。

在我們對話的過程中我突然發現，自己早年對於鄉村的自傳性寫作，居然沒有出現我母親家族的人與事。這是一種不自覺的表現，但是意味深長！我的外公有天賦，持才傲物，是中國鄉村社會最後的一批鄉紳。我身上的教養，首先來自母親一方。這種教養會讓我對自己的一言一行，時刻保持檢點。我的外公年輕時比較風流，成年後屬於舊文人茍活於新社會，只求保命。一個大戶人家的財產早被他揮霍一空，幸免於解放後被新中國評成地主。晚年與夕陽為伴，讀《聊齋志異》閑度時光。他晚景的淒涼在於白發人送黑發人，三五年時間裏，我的二舅病逝，我的大舅工傷癱瘓隨後去逝，我的外婆去逝，我的母親病逝。我外公的眼皮時常是紅潤的，已沒有了眼淚。我常常去看望他，只見他從家門端根小板凳出來，門口就是一座祖墳，偌大的墳墓己暴露出黑色棺材的一角。我們就這樣坐在祖墳頭上乘涼，四處張望，我能感受到一個曾經興旺的家族沒落後的暮氣。

每個趕集日，我的外公在鄉場茶館裏有一桌朋友，他們來得最早，散得最晚。他們當中有我外公的獄中難友，退休教師，算命先生，他們是一群最有知識的鄉下人，在鄉裏替人打抱不平，檢舉貪官，抵制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反對農村不合理的政策，廣受村民擁戴。地方官員推行政策，有時要先向他們問政。他們維系著這一方水土純樸而清廉的民風。我掙的第一筆錢，七元人民幣，孝敬給了外公。他評價我有才，少年老成，高瞻遠矚。我誠惶誠恐，因為天資實在愚鈍，我並不能全然領會他說的話。

1989年，我19歲，去縣城打工。有一天，我的中學同學進城來找我玩，他告訴我，我外公去逝好幾天，人都己經下葬埋好了。我十分震驚！我的家人並沒有通知我回家去參加外公的葬禮，他們一定是認為我出門在外自顧不暇，回家沒有什麽用處。我想你能理解這種想法，人們對於死的輕與生的重。我本來可以趕回家去參加外公的頭七，但我的確是己置身於剛剛開始的未來，仿佛冥冥中隔著一個前世：那就是農村與城市的遙相阻隔。我的家還沒有通車，是指它的閉塞，我仿佛停滯在一個巨大的無法改變的地獄之中。如果我不顧一切，那一定會破壞外公一生崇尚的淡泊與自然，他超凡脫俗的微笑一定會從我的頭腦裏消失。我意識到，在我的命運中有我的心智並不能夠與之匹配的高貴。待我在社會上稍微懂事，有獨立行事的能力之後，我曾去重慶尋訪過一名跟我外公一起坐茶館的那一桌舊友，他是一個懂風水的老先生，離開農村後居住在女兒家裏。顯然，我並不能從他那兒獲得更多的關於外公的信息。他們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切是那麽的平常，何必分別對待呢？我陪了他幾天，如同外公音容猶在，我們短暫地相遇，又永久地分離。

王東東：你這樣講你的外公，也讓我想到我的祖父。與你不同，我始終未見過我的祖父，他在我出生前已經去世。他之於我早已是一個郁郁不得志的象征。村裏有一個說法是他氣性大，挨批鬥氣死了，這個說法對我觸動很大，但後來我專門問了父親，說是胃病。還有一個說法祖父是一個有神通的人，有一天他早晨出門聽到鳥叫，就說池塘邊上住著的某人今天要去了，他要去看一下，結果還沒走到，就接到通報說那人去世了。也許是因為我小時候學習好的緣故，村裏人經常拿我和我的祖父相比，一次一位老太太甚至問我，能不能像我爺爺一樣看到一些東西？這大約是指邪魔外道或作祟的東西。我沒看到過自然不懂。

祖父還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學教師，在幾個自然村包括我們村有不少學生，他們對祖父的感情也許轉移到了我身上。在農村還是有一種偏見，即對“學而優則仕”的期待，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的遺留。我在被別人家羨慕的同時肯定也引來嫉恨。記得有一次我下到了河裏學習遊泳，——作為一個“讀書人”，我絕少參加野孩子的活動——，面對岸，站在齊腰深的水裏，突然被一個和我的前胸一般大的黑色飛球擊中胸口，我在水中晃了晃，差點倒下。但定睛看岸上，所有人都在談笑，沒有人註意我，我也不知道是誰投擲的黑球。這個事情我也沒和家裏講，怕父母擔心。但這個黑球是如此巨大，由膠泥揉捏出來，我懷疑還在陽光下曬過，不然不會這麽硬，一般的小孩子哪裏投擲得動，至少也應該是十七八歲的大小孩所為。

就學而優則仕這個層面而言，近一百年的左翼革命傳統也和兩千年的儒家傳統達成了一致，或者說，左翼革命有效利用了儒家思想：在權力面前，知識分子一如從前，出演著皇權統治下的各種角色，有時張揚有時委屈，但很難說清白無辜。從思想史上也可以講清楚，五四高舉啟蒙大旗，反儒家傳統，但延安對啟蒙模棱兩可，代表了另外一種政教合一。也許，我們很難找得到一個新時期知識分子的“道統”，但政權的力量仍然不過是一種表面的政統，這就意味著知識分子還是有更多可能的活動空間。中國人有一種非常老道世故的觀點，即將任何權力看作一種暴力，只要避開了這暴力就可以自由自在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另外的時候他也會為這權力的正當性操心，他其實深深懂得阿倫特對暴力和權力的區分。但一開始，我的家族和教育似乎讓我天然接受了前一種態度，也即知識分子的消極態度。

陳家坪：跟你這樣對話，我的故事會得到你主題性的關照與激發。我外公離世的那一年，我剛剛開始進城打工，老板是縣城第一個萬元戶，開了一家照相館和一個百貨門市部。我每月工資40元，基本上吃住都不夠。老板常叫我去他家吃飯，他家與我同齡同工同住的親威小夥子照顧我。按正常發展，我學會照相，成為一名合格的采購員，以勞動獲取工資，人慢慢成熟，適應城市，獨立生活。不幸有一天我采購好貨騎自行車送貨回門市部，在路上把一個中年婦女闖倒在地，送醫院搶救兩天後死亡。最後死者家屬同情我還是一個孩子，沒有追究刑事拘留，只賠償了4000元，老板幫我墊付了2000元。這件事給我的人生帶來了低谷，我身無分文，陷入困境，深夜徘徊在縣城的街道，無處投宿。這時，我想起了一個老鄉，他在縣城做科技信息資訊方面的工作。他很同情我的處境，替我想辦法，建議我去縣公安局投案自首。果然，縣公安局一出面便聯系到我的老板，要求他必須配合解決這件事情，並要求我回家去把父親叫來。

我的父親是一個手藝出色的木匠，因為他給不同的人家幹木工活，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在我們老家那一帶算得上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但他性格忠厚老實，輕易不願出遠門。那時我母親已去逝4年，一家人還處在失去了母親的悲痛之中。之前給母親看病花去了家裏所有的積蓄，一家有四個未成年的孩子，婆婆爺爺看不過去，跟我們合成一家，幫助爸爸照顧我們。這樣的家境，經濟條件可想而知，我回家根本不敢告訴父親事情的真相，只說是因為我工作轉正需要父親去辦理手續。於是，我和父親趕渡船，步行到另一個可以乘長途客車的鄉裏。車開到縣城，我們在街心花園坐下來，我不得不告訴父親事情的真相。猶如晴天霹靂，父親整個人都要昏過去了似的，嘴裏一個勁地嘀咕著：為什麽我的命這麽苦呀？為什麽大街上來來往往這麽多人偏偏是你闖了禍呀？為什麽你不老老實實呆在家裏非要出來闖呀？為什麽老天不長眼把這麽多的禍都降在我們家裏呀？為什麽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呀？人命關天，你以後怎麽辦呀？父親一氣問了幾十個為什麽，他擔心我會有牢獄之災，從此毀了我一生的名譽。我內心愧疚，無言以對，只見父親恍恍惚惚，我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待冷靜下來，父親決定帶我去找二爸一起商量。二爸在長壽湖邊一家養雞場工作，他聽了這件事以後，狠狠地指責我當初不聽他的勸告，因為他曾希望我初中畢業後就隨父親學做木工活。我一生氣就跑了，那時天已晚，去縣城的車沒有，我在車站邊的旅館裏住下來。旅館停電，我昏睡在床上，周圍黑糊糊的，恍惚中有人在樓道上叫喊我的名字，聲音有回響，原來是父親和二爸找來了。闖了這個大禍，我心灰意冷，開始跟隨父親走鄉串戶，學做木工活。有一天我去交公糧，回家時經過一棵黃角樹，便坐下來乘晾，一個大學生模樣的人給我們講述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學生運動。後來我到北京，對這場學生運動了解得更多，才明白當年下鄉的大學生是想發動農民們也聲援天安門學生運動，但顯然非常徒勞無望。（2015.7.3-201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