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坪：就你說到的父母對家族或歷史恩怨的閉口不談，我也深有體會。上小學時，每一學期開學報名，老師問我的家庭成份是什麽，我都十分發怵。首先我不知道家庭成份是什麽意思，即使聽說過也不會往心裏記。每當老師提示我，家庭成份包括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我都像是在做一道選擇題：地主會受到大家的歧視，富農，我想我們家富嗎？我喜歡中農，不喜歡貧農和雇農，這些心裏活動完全來自我小小年紀，個人性情上的一份直覺。我不得不作出選擇，我的回答是中農。但老師說我們家是地主，不信讓我回家去向大人問清楚。於是我把老師的話告訴了媽媽，媽媽聽了頓時火冒三丈，對老師破口大罵：“放他娘的屁！這個書你別去讀了。”這一過程留給我的只有一種不明就裏的恐懼。

我們村有一個地主，事實上，她父親是一個被當地政府槍斃了的地主，於是她逃難到了我們村，有人說媒讓她嫁給我們村裏的會計，她滿心歡喜，婚後卻發現跟自己結婚的是另一個令自己非常討厭的男人。這是她對自己充滿詛咒的婚姻的一個說法，因為她畢竟是瘋了，大家都沒法當真。就是真的，對於一個悲劇又能改變些什麽呢？她這樣說，也許會給她驕傲的內心帶來一點尊嚴，因為她覺得自己活在一種恥辱之中。她經常罵人，永無休止地哭鬧，讓我們全村人不得安寧。當然，她也被無數個人捆綁過，狠狠地揍過，打得頭破血流。經常揍她的人也包括被她嫌棄的丈夫。我們常常同情地說，打得那麽慘，為什麽她還沒有死呢，生不如死，她真的是命大啊！可她就是這麽一個苦命的人，一生都在作無謂的抗爭。

在我的認識裏，我們村裏有生產隊長、會計、出納、造反派頭頭、工人、知青、學生、私塾先生、做法事的道師、觀花婆、媒婆、殺豬匠、木匠、剃頭匠、蔑匠、裁縫、廚師、牛販子、獵人、不務正業的二流子，其他就是非常純樸的普通村民，這些印象屬於農村土地下戶之前。對於我的生命來講，那是一個創世紀，我的幼年和童年時代。農村每家每戶都還有草房，至少是用來養豬養牛的茅屋。經濟條件好一些的家庭住的是瓦房，一般是土墻房子，也有石頭砌成的房子。祖傳的古老的房屋是木頭結構的串著房子。坡上田裏到處是人，但又被埋沒在長出來的莊稼裏。

我慢慢地特別擔心，這個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時，我該怎麽辦？比如夜深人靜了，所有的人都睡著了，而我還睜著大大的眼睛，我被巨大的黑暗包圍著，村子安靜得隨時都會發生意外似的。那時，我也不能唱歌，因為會吵醒別人。更讓我擔心的是，任何人都沒有被吵醒，而墳墓裏的鬼被吵醒了。所以，一個人獨處和夜晚，都容易給我帶來恐懼。我幻想自己長大，然後離開這個地方。因為我的心中沒有神，也許我還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光明，但我想離開孤獨和黑暗。

王東東：你講故事肯定比我好，而且你不僅講自己的故事，還要講別人的故事。不知為什麽，你突然讓我想起賈樟柯《三峽好人》中那個沈湎於唱流行歌曲的男孩。區別在於，他是唱流行歌曲，你是講故事。雖然那股投入和抒情的勁兒可能是一樣的。我覺得你真是應該寫寫自傳體小說，像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也像薩特的《詞語》，暴露出一個人生命和意識的成長過程。無論如何，對於我們的時代，這都非常可貴。我們幾乎還沒有這樣的小說。我們習慣了各種“大歷史”的宏大敘述，而傾向於忽略個體的感受和經歷，更何況一個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沒有意識和情感的時期，是動物。將兒童當成動物對待，肯定是錯誤的。自傳藝術中的兒童經驗和本雅明所說的“震驚經驗”可能相反，是一種和平經驗，但這和平中又包含了恐怖、救贖和寧靜。一個人就是他的童年，看來某種程度上我們都被童年註定了，而通過自傳來書寫童年，也就可以塑造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未來。也許是受到了你的感染，我也想談一談我的未成年時期。我們的這種談論，權且作為一種自傳材料吧。對於我來說，首先就是一個記憶的問題，我的記憶從何開始？或者說，我何時才有了記憶？我是何時才從兒童-野獸的混沌狀態中蘇醒的呢？顯然，我和達利不同，雖然和他同一天生日，他號稱自己還記得在母親子宮裏的生活。而我最早的記憶是在田埂上摔倒，將手中的一碗水灑在了地上，我哭了，那是兩歲、三歲，還是四歲？我在家裏舀水喝，想到在地裏勞作的父母也渴了——這是我母親後來給我的解釋，就將一碗水從家裏端到了二裏地之遠的地裏。還有一次，是家裏蓋房子，大家在地裏起土，我被另一個孩子用鎬頭砸住了腦袋，所幸並無傷害。人的生命真是一座寶庫。這些東西寫成詩也許比說出來更好。其實我感覺我應該少回憶，少講故事，留待未來。雖然我們只差了十三歲，但講故事和回憶的功能就主要交給你了，我更多負責反思和評論。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很多詩還未寫出，尤其以童年生活、農村生活和大地生活為題材的詩，而你這方面的詩歌寫了很多。你講一個故事是為你的詩歌做註，而我講一個故事就白白揮霍了，除非能為寫詩做準備但寫詩又最怕透氣。比如你談到用泥巴做成的手槍，我記得你有這樣一首詩，很有意思，但現在我正搬家，手邊沒有你的詩集，也不能多說……

陳家坪：你正在搬家，不久就要離開北京了，我真的有些舍不得。你在公共領域和專業學科上出色而有目共睹的學識和個人才能，不能讓你留在北京某一高校任教，以相當的平台來服務於社會，無論其中有什麽具體的原因，就這個現象而言它所傳遞出來的信息，是我們這個社會有失公正。不過公道自在人心，你的為人與寫作才能，顯示了你很強的生命力，所以，我用一句古話作為贈別：人能處處能，草能處處生。

你提示我，應該寫自傳體小說，但我好像還處在流浪者的迷惘中，心無所安。這當然也不會只是我一個人的處境，我相信我們都在各自掙紮。

我早期的詩歌寫作，曾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鄉村抒情詩人。但細細想來，我寫這些詩作，已離開鄉村，寫的是記憶，怎麽能指向未來呢？我的生命恐怕最終也不能回歸鄉土。所以，我意識到自己不可能是一個鄉村抒情詩人，我的鄉村抒情詩只能是我自傳體的一部分。四年前我寫過一首長詩《自傳體》，算是對我早年寫作內容與形式的一個綜合，一個總結。這首長詩我一直還在不停地修改。

我的生命註定還有另外的使命，它是建立在我個人命運的斷裂與轉折上。我們這樣對話，無可逃避地我會還原一些早年農村生活的原貌，可能會對我已有的詩歌作品構成註釋，但那不是我的初衷。我生命的最初，的確是來到了一個大革命時代的尾聲，因而學術思想界有告別革命的論斷。二十世紀此起彼伏的革命風雲是怎樣的一個天翻與地覆，連我老家這麽原始、偏僻與落後的自然鄉村也留下了明顯的歷史殘跡。我們村有退伍下來的國民黨兵和朝鮮人民志願兵，有土改分田分地，共產黨幹部進駐生產隊裏的工作組、造反派武鬥、下鄉知青，用我婆婆的話說：一場一場運動，人都被嚇破了膽。

我的幸運在於，當我來到這個世界，革命的消煙剛剛在空中消失，地面上仿佛一片蠻荒與貧瘠。一般來講，農村是1978年實行了土地包產到戶，那年我8歲。父輩們剛從農業合作社的大饑荒中逃命出來，幹勁十足，種地像銹花一樣精細。在我的記憶裏，那些年父輩們經常為爭地、搶水打架，但年終糧食的豐收，又令他們心滿意足，忘卻了這一年來的是非恩怨。到我初中畢業的時候，農民不再滿足於在土地上勞作，開放的政策讓他們形成了一股股湧向城市的民工潮。所以，當我一成人，正好趕上社會改革的浪潮，它讓我從自然鄉村一步邁進了具有現代文明的城市。我想這個反差在你的身上不會有這麽強烈。但我更想說的是，我離開農村二十多年了，我所感受到的早年鄉村大地上被禁錮的隱忍和松綁後的生機，均已蕩然無存，農村又回到了上個世紀初魯迅描寫《故鄉》時候的那個社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