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在具有較高政治和安全風險國家的投資項目時常面臨著潛在的風險。采礦業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最重要的領域之一。“走出去”戰略實施的初期，中國企業在海外采礦業的投資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獲得了大量礦產權益，有效地保障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對能源資源的需求。但“一帶一路”倡議顯然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采礦業，從前資源“從港口到港口”的模式已經過時，在產能轉移和協助投資國工業發展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如今需要在當地設廠冶煉，那麽無疑會有更多的中方人員參與到海外直接投資項目中。經過二十多年的海外礦業資源領域投資並購，中國企業在海外已經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礦產權益資源，並且正在加快實現成功開采的速度，由礦產權益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能力。從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礦業並購投資的趨勢就能看到，2013年海外礦業並購金額為342.3億美元，並購項目43起，2015年並購金額僅為53.2億美元，並購項目24起。因此，相比於之前中國企業積極通過投資並購獲取海外礦產權益資源，當下中國企業如何經營好擁有的海外礦業資源，順利實現生產和盈利是一項面臨的重要問題。與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些中國企業主要的海外采礦業投資目的地相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伴隨著較高的政治安全風險，投資環境與這些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在安全風險高的國家，中國在當地工作公民的人身安全也時常受到威脅。

中巴經濟走廊就是典型例子。相關中國員工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近幾年來成為伊斯蘭極端組織以及俾路支武裝組織的直接目標。巴基斯坦伊斯蘭教組織與巴政界的伊斯蘭政黨和軍方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其中蘊藏著恐怖主義風險。近年來，一些激進組織甚至將巴基斯坦政府作為恐襲對象。當地時間5月12日，巴基斯坦參議院副主席阿蔔杜勒•加富爾•海德裏的車隊在俾路支省默斯東地區遭遇了炸彈襲擊，爆炸造成25人死亡，35人受傷。顯然，巴基斯坦政府對激進組織和恐怖組織的控制能力令人懷疑，恐怖主義可能愈演愈烈。而俾路支省更是這些組織的活躍地帶，其最活躍的俾路支族裔武裝組織頻頻襲擊政府公共設施和中國項目，其制造襲擊的主要目的是索要更大的自主權，以及更多的來自該省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稅收。隨著中巴經濟走廊工程的逐步推進，在俾路支省居住的中國公民越來越多，中國項目和公民在當地遭遇的安全威脅將日益嚴峻。

在政治風險方面，雖然中國在對外經濟合作中會避免挑戰各國的傳統精英勢力，但這一傳統有時反而讓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在東道國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受損，加大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中的政治風險。萬寶礦業在緬甸的萊比塘銅礦項目以及中電投在緬甸密松水電站項目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使項目一度中止。緬甸在201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以來加快了民主化轉型的進程，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比從前都更加關註民意和對具體事件的問責。能源和礦產領域的投資相比其他行業容易對當地居民生活產生的影響，引發較為敏感的環境保護、居民搬遷等問題。萊比塘銅礦和密松水電站項目都曾引起當地居民的抗議，並發生過數次群體性事件，致使工程項目進度滯後。為了凸顯民主化改革姿態的吳登盛政府在發生民眾抗議事件後，直接叫停了這些當時由軍政府執政時批準的投資項目。隨後緬甸政府和當時國內主要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都介入了調查，嚴重影響了萬寶礦業和中電投在緬甸的投資活動。中國在斯裏蘭卡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也遭遇過因政府換屆帶來的政治風險。2015年1月，曾經大力支持該項目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競選連任失利，反對派指控其過度依賴中國，而冷落了另一個地區大國印度。新總統西裏塞納上任後不久，就叫停了該項目，當時給出的理由是環境保護以及賬目不清等理由，但更深層次的原因無疑是西裏塞納向印度示好的姿態，為了顯示其在外交政策上將平衡中國與印度兩國。但無論如何，作為投資方的中國交建集團都受到了巨大損失。

從筆者過去一年獲得的政治和安全情報來看，中國企業和公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面臨的安全風險持續上升，針對中國項目和公民的盜竊等治安事件和恐怖襲擊事件持續增加。毫無疑問，這對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中國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海外風險管理體系還處於萌芽階段。在政府層面，雖然地方政府陸續成立了海外利益保護的部門，但中央層面還沒有一個主管機構；外交領事保護經費貶值緊缺，卻需要面對數量龐大的境外中資機構和公民，這就使得領事保護中心常常力不從心；境外安全保障專門法的立法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國家政府間工作治安體系的執法安全合作尚未形成規範機制；境外政治和安全風險的評估和情報收集工作的及時性、準確性也亟待提高。因此，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理協調國家資源，是中國海外利益保護迫切需要推進的議題。在企業層面，中國企業政治風險管理和安全管理意識和投入嚴重不足，中國市場上商業情報公司、安保公司、政治咨詢公司發展十分落後，完全無法應對中國企業的現實需要。

因此，如果中國超出海外利益保護能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會將中國人員和資本暴露於極高的風險之中。時殷弘教授所提出的“戰略透支”，反映出部分學者對中國當前過快對外擴張之旅的憂慮。“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戰略審慎”與“戰略擴張”，中國政府在兩者之間需要高明地平衡。

“一帶一路”需要具體行動方案

過去三十年，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意識形態的經濟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成為潮流。雖然08年金融危機使得新自由主義聲名狼藉，所謂的“民粹狂歡”下的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固然暫時遏止了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但資本擴張的浪潮並未退去。正如托馬斯•皮凱蒂所指出，資本占有的不平等事實上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諸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中國作為全球化的積極倡導者同樣深受其害。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根植於約束國家力量的基礎上，其倡導的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需要以政治上的民主、法治、人權為保障。結果，威權和專制國家在融入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政治體制不可避免受到沖擊，在中東、中亞與南美地區，原有政治格局被推翻，穩定的政治格局尚未重塑，民主參與難以彌合社會分裂，最終造成了許多國家的政治動蕩。

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矛頭直指“新自由主義”，全球民眾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加大和西方文化入侵不乏反感之意，威權國家、轉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的傳統精英更是對政治體制變革深惡痛絕。

務實的中國領導人在對外貿易和投資合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挑戰各國的傳統精英勢力，這使得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國資本相比西方資本更受本國精英群體的歡迎。威權體制下的中國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因而中國資本輸出的背後並無西方國家所常見的軟性約束條件——其不僅被西方國家的價值輸出目標所驅動，同時也出於保障國家資本安全的目的。中國顯然有自己的思考邏輯。

中國意識到自己作為崛起的大國可以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而“一帶一路”更是為深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負面影響較深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的“中國方案”，並希冀以此作為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強調中國願意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以及提出“包容性增長理念”，一方面讓一些西方國家為之一振，另一方面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倍受鼓舞。

不過，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既有地緣政治上的考慮，也有國內經濟因素的驅動。因此不少國家目前看來仍處於觀望和矛盾之中，他們歡迎中國資本，但對中國“一帶一路”背後是否存在“帝國擴張”持謹慎和懷疑態度。過去三年，中國著重宣揚“一帶一路”——實際上中國的宣傳方式和內容反倒讓許多文化迥異的國家頗感奇怪，具體的行動方案亟待完善。中國不僅需要考慮如何在推進“一帶一路”中獲得顯性的收益，更需要切實保障國內資本和人員安全，大國各自勢力範圍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保證，各沿線國家又如何從中獲得切實利益的詳細方案。中國應三思而後行，否則這將會是一場豪賭。

1970年1月1日 / 來源:FT中文網2017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