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先生有一首詩："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詩中的"張"指敦煌太守張珰，"陳"指尚書陳忠。詩中表達的豪邁氣象，指漢朝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實際上，甘英沒有到達黑海，看到的是波斯灣。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早就考證過了。到達黑海和波斯灣的意義是不同的。羅馬帝國控制黑海西岸和南岸，但不控制波斯灣，羅馬和安息多次交戰，沒有打敗安息，勢力沒有伸展到波斯灣。漢使甘英到黑海，有可能和大秦取得聯系。王國維先生去世九十年了，他生前怎麽也不會料到，在21世紀，中國人因為政府的"一帶一路"，把屬於"中西交通史"的問題變成熱門話題。

一

無論王國維豪邁的詩，還是鋪天蓋地的"一帶一路"宣傳，都是"活用"歷史資源，或者說，歷史為現實提供了依據。對中西交通史、"絲路貿易史"，多數人只是保持興趣而已，作深入研究的僅有少數學者。但這些年耳聞目睹，"一帶一路"的國家重大項目、重點項目，高居各類基金項目榜首，國內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了不少絲綢之路研究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有的期刊還開辟了"一帶一路"專欄。稍稍留意一下，就會發現這樣的現象：研究者或宣傳者使用歷史資源，其實是"將錯就錯"，對偶爾出現的質疑之聲毫不理會。比如，把"絲路貿易"當成古代的國家戰略，或振振有詞地說，經過"絲綢之路"的貨物除了絲綢還有茶葉、香料、瓷器等，甚至說：張騫之後兩千年來，"絲綢之路"為歐亞貿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且不說馮承鈞、張星烺、向達、方豪、朱傑勤、莫任南等老一輩專家對中西交通和絲綢之路的結論如何，隨手翻翻當代學者葛劍雄的著作和文章，或者聽聽他的訪談、演講，許多問題他都說得很明白。第一，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主動"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為了貿易和利潤開辟過這條路。中國古籍中哪有"絲綢之路"這個詞？實際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後提出的概念。第二，絲綢之路的形成首先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求。即使有了這條絲路，每遇到戰亂，或者境外的需求變小了，這條路也就不通了。第三，這條路"通"的時間短，"斷"的時間長，因為當時自然條件惡劣，而運輸代價很高，所以"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那麽重要。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術，可以到達廣州、寧波等地，海運一通，陸上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第四，假如歷史上曾經有過繁榮的"絲路經濟"，現在就一定能夠復興嗎？要了解境外的需求，尤其是沿線國家的實際需求，而不是簡單地復制古代絲綢之路來再現輝煌。

作為國家的對外發展戰略，媒體和宣傳部門的工作無須挑剔，但歷史畢竟是歷史。"黑海東頭望大秦"的詩句和"一帶一路"宣傳，都包含著對歷史的誤會，也包含著對歷史的正解。歷史的誤會有：（1）張騫和甘英到達目的地和意圖之誤；（2）"絲綢之路"的影響及價值之誇大；（3）絲綢之路的現實意義被擡高。歷史的正解包括：第一，開放意識，對"閉關鎖國"的沖擊；第二，世界視野，大格局；第三，自我認識深化（知己之不足，才有可能進步）。

二

歷史事實是清楚的。張騫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帶著政治使命，要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而不是為了貿易。張騫被匈奴人扣留十年，等張騫返回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見聞，已是十一年之後了，原來的使命失去意義了。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率領使團，浩浩蕩蕩，也帶著絲綢、金銀財寶、上萬頭牛羊，沿途撒給這些小國，鞏固漢朝對這些小國的影響，其性質和一千五百年後鄭和的做法相似。後來中亞、西亞的人發現絲綢的價值，把絲綢帶到羅馬帝國。羅馬上流社會對絲綢有需求，所以才有一段時間的絲綢貿易。前提是，中亞、西亞、北非和地中海範圍的道路是暢通的。羅馬帝國時期和安息控制這條道路的西段和中段。公元73年東漢朝廷派班超出使西域，此時羅馬帝國是克勞狄王朝，和中亞的聯系不多。班超經營西域30年（73-103年），期間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未完成任務，據他說他看到大海。直到166年，羅馬帝國派使臣來到洛陽，這是歐洲國家主動同我國直接交往。

若不顧這些歷史事實，一味地宣揚，讓不了解歷史的人以為，古代中國人為了推銷絲綢才開了絲綢之路，後來還進行其他商品（如茶葉、陶瓷等日用品）的貿易。

再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事實也是清晰的。盡管有的學者說西漢就有商人出海貿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但，真正意義上的海上貿易沒那麽早，也不是中國人主動走向印度洋的。我讀中世紀阿拉伯史學名著《黃金草原》時，吃驚地發現，這部書的第15章專門寫中國，其中描述黃巢起義軍進入廣州城，也寫到揚州等城市。可見阿拉伯人較早到中國沿海城市做生意了。從世界歷史角度看，是阿拉伯人打通了印度洋至太平洋西岸的航線，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對中國而言，宋代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從廣州、泉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漸漸暢達，航線越來越長，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才真正凸顯。瓷器、香料、茶葉的貿易，使這條海上交通路線成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葛劍雄教授站在中國史角度得出的結論，和世界史的實際情況是吻合的。

我們對鄭和七次下西洋津津樂道，其實是高估了開通商路的價值。從積極意義看，鄭和航海（1406-1430年）的壯舉，比歐洲人開辟新航路（1487-1519年）早幾十年；鄭和船隊遠行至非洲東海岸，加強了同東亞、東南亞、南亞、東非諸國的聯系和交流。但是，鄭和下西洋不以貿易獲利為目的，是朝廷派遣出海，不計成本；七次下西洋給明朝財政造成巨大經濟負擔，隨著國力衰退，航海的壯舉隨之悄然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