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見司徒喬先生，是在半個世紀以前。記得約在一九二三年，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見的還有張采真、焦菊隱、顧千裏、劉潛初、韋叢蕪、劉廷蔚等等。

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裏我見到了司徒喬。他穿件藍卡機布舊風衣，隨隨便便的，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樣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這種素樸與當時燕京的環境可不大協調，因為洋大學生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有的還經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縫中作成拜倫詩人神氣。還有更可笑處，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的這種詩人。我被邀請到他的宿舍去看畫。房中墻上，桌上，這裏，那裏，到處是畫，是他的素描速寫。我沒受過西洋畫訓練，不敢妄加評論。靜物寫生，我沒有興趣，卻十分註意他的人物速寫。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因為他“所畫”的正是我“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見面，司徒喬給我的印象就極好。我喜歡他為人素樸，我還喜歡他墻上桌上的那些畫。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我卻仍在北京過那種不易生活的“職業作家”的生活。他們來信邀我去武漢，我當時工作剛剛打下基礎，以為去上海或許更合適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因國共破裂，武漢局勢動蕩極大，不少熟人沒有在這種白色大恐怖中犧牲的，多陸續來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張采真等，還有司徒喬。這位年青的畫家，仍然是那個素樸的樣子，他為我們帶回了不少作品。對他的人和畫，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喬君吃的虧》一文中曾寫道：

“此時的中國，各樣的藝術，莫不是充滿了權勢，虛偽，投機取巧的種種成分，哪裏容得下所謂誠實？……在一種無望無助中，他把每一個日子都耗費到為長於應世的‘高明人’所不為的實際努力下了。沒有顏料則用油去剝洗錫管中剩余紅綠，沒有畫布則想法子用所有可當的衣物去換取，仍然作成了許多很好的作品，這傻處是我想介紹給大家知道的。我們若相信一個好的時代會快來，要這時代邁開腳步走近我們，在藝術上就似乎還需要許多這樣傻子，才配合得上時代需要！

一種了解，一種認識，從了解與認識中產生出一點兒真實同情，從了解與認識中得到一點兒愉快，這在他，是已算很滿意了！”

因為那時的上海“藝術家”，多流行長頭發、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派頭為時髦樂事。藝術家還必須得善交際，會活動，才吃得開。司徒喬的素樸與這種流行風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卻推崇他的實踐態度，以為難得可貴。在我看來，文學與繪畫是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自外於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應有進展的。我對司徒喬已不僅是喜歡，而是十分欽佩了。

一九三三年我從青島大學到北京工作，又有機會見到了司徒喬先生。當時他住在什剎海冰窖胡同，已經結婚。經過社會的大動蕩，重又相見，彼此感覺格外親熱。談話間自然要欣賞他的新作。生活雖從無安定，他的畫卻已愈見成熟。不久他就主動提出要為我畫張像，留個紀念，約好在北海“仿膳”一個角落作畫。到時他果然帶了畫具赴約，一連三個半天，他極認真地為我畫了張二尺來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畫。朋友們都說畫得好，不僅畫得極象，且十分傳神。他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此生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為第四回滿意之作。他的熱情令我感動，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邊。

蘆溝橋事變後，清華、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在昆明集中。司徒喬先生為我畫的肖像隨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年，抗戰勝利後，我隨北大遷回北京，仍舊帶著這幅十分珍貴的畫像。聽說司徒喬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臥佛寺附近買了所小小的畫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訪他，見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這段時期的許多作品。給我印象最深處，是他還始終保持著原來的素樸、勤懇的工作態度。他不聲不響的，十分嚴肅的把自己當成人民中的一員去接近群眾，去描繪現實生活中被壓迫的底層人物，代他們向那個舊社會提出無言的控訴。他依舊保留著他的誠實和素樸。這誠實，這素樸，卻是多年來一直為我所欽佩和贊賞的。而在同時“藝術家”中，卻近於希有少見的品質。

司徒喬先生經歷了無數挫折，到了可以好好為他熱愛的祖國人民作畫的新社會，卻過早地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他為我畫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遠不會失去的，將是許多崇敬喜愛他的人對他的記憶！他的工作態度既曾經影響到我的工作，也還必將為更多的人所學習。他在世時從沒有過什麽得意處，也沒有赫赫顯要的名聲，但他雖死猶生。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至今還不曾淡漠，永遠不會淡漠的！

一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