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吳興華，我爸爸宋淇其實從未向我提起過。2005年底，我收到一位網友的電郵，他說我爸爸是吳興華的至交，問我家中是否藏有吳興華的遺稿，這時我才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之後我便留意有關吳興華的一切。到了2007年，李安的電影《色，戒》上映，我當時正整理張愛玲的信件，竟意外發現了六十二封吳興華寫給我爸爸的信。吳興華自小便非常聰明，因成績出眾而連續跳級，十六歲即考入燕京大學，同年在《新詩》發表《森林的沈默》，一鳴驚人。我爸爸在《林以亮詩話》中常常引用他的新詩，夏志清在《追念錢鐘書先生》一文中也引爸爸的信：“陳寅恪、錢鐘書、吳興華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後逝世，從此後繼無人，錢、吳二人如在美國，成就豈可限量？”後來讀到王世襄也這樣評論：“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鐘書式的人物。”


燕園初遇


吳興華生於1921年，浙江杭州人，比我爸爸小兩歲。他父親是醫生，家中兄弟姊妹共有九人。他在北京崇德中學讀書時，認識了同校的孫道臨(學名叫“以亮”，後來成為著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孫道臨後來也成為了我爸爸的好友。

我爸爸跟吳興華大概在1939年認識，當時吳興華在燕京大學西語系念書，我爸爸則從上海回到燕大就讀。由於志趣相投，他們很快便成為好友，爸爸也認識了吳的室友孫道臨。吳興華在家中排行老三，故朋友也昵稱他為“吳三”。在燕大讀書時，他和我爸爸合編《燕京文學》，翻譯、發表了大量英國浪漫主義詩歌。1940至1941年，他們又向上海的《西洋文學》供稿，吳興華更相當前衛地介紹並節譯了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到了去年，這部書才有完整的中譯)。吳興華也因此認識了當時的雜志主編張芝聯。我爸爸和張芝聯早在1935年已相識，當時他們是燕大同窗，後來又一起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一起借讀武漢大學和上海光華大學，之後我爸爸獨自回到北平，張則留在光華讀至畢業。多年後，張芝聯成為了法國史專家，也倡導了中國的人權研究。

到了1941年秋，張芝聯受我爸爸影響，又回到燕大研究院攻讀歷史。他、吳興華和我爸爸在東門外趙家胡同合租了一所四合院，我爸爸和吳興華住西廂房，張芝聯和妻子郭蕊則住北廂房，彼此切磋學問，但這種快活日子僅維持了三個月，然後便發生了珍珠港事件，改寫了這幾個人的命運。他們讀書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爸爸曾自嘆跟吳興華切磋學問，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樣追也望塵莫及。幾年後吳興華給我爸爸寫信說，當時大家嗜詩如命，一起“玩命念英國文學恨不得要賽過英國人”。到20世紀八十年代，我爸爸寫信給張芝聯、郭蕊回憶往事，大談吳興華的才學和性情，信里內容很多都被張、郭采用到紀念吳興華的文章內，已收錄到2005年出版的《吳興華詩文集》。從爸爸的這些信中，我發現吳興華在大學時已很神。


博聞強記


我爸爸認為即使沒測過吳興華的IQ，也可肯定他是天才。先說外語能力，他不但精通英語，且法、德、意等歐洲語言皆一學就會，成績全班第一，聽說讀寫都沒有問題。後來還能閱讀拉丁文和古希臘文。他外語學得快，除了有照相機般的記性外，也跟耳朵靈敏有關。一次，有位美國教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一看便立即指出某行的“ed”應是“d”，因為“ed”有輕音，那行就寫成十一個音，多了一音，一查果然，可見他對詩歌節奏是多麼敏感。據我爸爸回憶，吳興華還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邊打橋牌，一邊看書，同時和其他人談笑風生，而每一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暢，令旁人嘖嘖稱奇。他看書也是一目十行的。有次他到學校圖書館，規則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卻一口氣借了十本，當然不批準，於是他就坐在那里東翻西弄，過不了三小時，便把十本書的重點都記在腦中，然後把書歸還書庫，施施然出去打橋牌了。

當然，他最傳奇的還是記憶力。他房間里常放著幾本舊詩選集，如《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故意引人打賭，如果隨手翻出一首詩，你念出一句而他不能把詩題、作者和上下句說出來的，他便輸兩毛錢，否則對方便要用兩毛錢買花生請他吃。他從未輸過，後來大家知道，都不敢再賭了。一次，有位叫汪玉岑的詩人嘲笑吳興華只懂埋首故紙堆中，吳之後便對爸爸說：“如果H ello，M r W ang能舉出一位名詩人，一首名詩而我未曾看過的，我可以從此不談詩。”那“H ello，M r W ang”就是我爸爸和吳興華戲稱汪玉岑的外號。這令我想起錢鐘書和我爸爸也經常在私下里以諢號稱人，例如卞之琳便呼為“魚目詩人”，葉維廉是“花豈潔”等。1944年，吳興華寫信跟我爸爸說，不論是英、法、德、意哪一種語言，只要是好詩，別人一提起，他便能立即說出它形式上的細節、內容的好壞，否則他便回家再念十年書。
關於吳興華的博聞強記，例子當然數不勝數，我不妨再舉一事。在燕大西語系讀書時，包貴思教授(G raceBoynton)開現代詩課，用葉芝(W .B.Yeats)的《牛津現代英詩選》為課本，大考時選出十節詩，要學生猜出作者並陳述理由。這十節詩並沒有在課本內，課本選入的是葉芝的其他詩歌。吳興華不但能猜出作者，還能說出詩名和上下文，因為他全都看過，且過目不忘。他有一篇學期論文，題目是“評論現代詩選各選本之得失”，為了寫得滴水不漏，他遍讀了清華、北京國立圖書館和我爸爸所藏的各種選本，然後在論文中逐一論列，內容竟超過包貴思所知。照這類軼事來看，我爸爸認為他是另一個錢鐘書，的確不是沒有理由。


文學因緣


錢鐘書和吳興華二人有沒有交往呢？1942年，我爸爸在上海認識了錢鐘書，錢比他大九年。那時吳興華在北平淪陷區，經常跟我爸爸通信。在1942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上，吳興華第一次提及錢鐘書，他只寫了一句：“錢鐘書現在干嗎？”我沒有我爸爸給他的那封信，但可猜到他一定是去信時提及錢鐘書，所以吳才有此一問。我想，吳興華跟錢鐘書最早的交往，應該也是我爸爸做中介的。到了1943年10月22日，吳興華在信中這樣寫：“前幾天我又翻了一遍錢鐘書先生的雜感集，里面哪管多細小的題目都是援引浩博，論斷警辟，使我不勝欽佩。可惜我此時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門求教，請你若見到他時，代我轉致傾慕之意。近來我總沒心念英文，也找不到一個有點腦筋的談談英美文學，此地大部分號稱主修英文的人，等畢業了，關於整個世界文學的知識，還趕不上我們大一的時代。”

單看這一小段文字，已可見吳興華的傲氣，對自己的學識十分自負，同時也看到中年錢鐘書在那個文化小圈子中的地位。最耐人尋味的，是信中提到“雜感集”，錢鐘書根本沒有一本書叫“雜感集”，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談藝錄》的初稿。《談藝錄》在1942年寫就，其後不斷修訂，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錢鐘書在序後附識：“書既脫稿，偶供友好借觀。”可知吳興華在1943年看的“雜感集”，大概就是流傳於朋友間的《談藝錄》手稿了，而“雜感集”也許就是《談藝錄》最初期的書題。由此已可看到，吳興華這疊書信實在很有文學史價值，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出版吧。

1985年，孫道臨來香港，我爸爸跟他聊起吳興華，說他曾和錢先生對談古詩源流，博學如錢先生亦不禁嘆服。幾年前，吳興華的妻子謝蔚英接受訪問時說：“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出版，興華提了一些意見，都被錢先生接受。”

錢鐘書是否真的接受年青小輩的批評呢？友人馮晞干給我看過一本他多年前買來的盜版《談藝錄》，那是香港鴻光書店印行，完全是上海20世紀四十年代舊版的影印本。友人發現這舊版中，錢鐘書的序後多了一條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附記，只有兩行，第一句是：“此書刊行，向君覺明、吳君興華皆直諒多聞，為訂勘舛訛數處。”該是20世紀四十年代末第二次印刷時加上去的。但我翻查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新版，整則附記都消失了，很奇怪。我懷疑到20世紀八十年代，連錢鐘書自己也沒有這版本，所以後來的修訂版都漏了這則附記。

錢鐘書、吳興華真正見面相交，可能始於1952年。當時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錢鐘書主持英譯漢的翻譯組，吳興華、張芝聯也參與了口譯和審稿工作。錢鐘書很愛才，我爸爸說他和吳興華對談古詩源流，大概就是這時。他們的關系應該很好，因為據謝蔚英回憶，吳興華在1966年去世，她與錢鐘書、楊絳夫婦為鄰，楊絳多次問她生活有否困難，還設法幫她。當時她的大女兒吳同十多歲，沒有工作，楊絳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訶德》譯稿，讓吳同幫著抄，每次也付給數倍的稿酬。翻譯家李文俊曾說過一件軼事：在干校時，一個年輕人向錢鐘書請教一個英語問題，錢先生看了一下，便說：“這種問題還來問我，你去問謝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說，“謝蔚英在文學所圖書室管理外文書刊，錢鐘書乘借還書常去她那里閑聊打趣，博美人一粲。這也算是苦中作樂了。”為什麼李文俊說她是美人呢？吳興華在1951年寫信給爸爸時，曾提及當時還是女朋友的謝蔚英，他說她是“燕京校花”。

關於錢鐘書、吳興華的文學因緣，大概還有一件事可以講講。那是1985年，吳興華已去世了近二十年。當時我爸爸寫信給錢鐘書說：“亡友吳興華在華北淪陷時自修舊詩，昔年曾抄錄其戲作舊詩四首，根本未經人指點，亦從未向人提過，今錄上以博一粲。”其一是這樣的：“哀樂相尋劇可憐，故都喬木又風煙。銅仙去國三千歲，錦瑟留人五十弦。北里笙歌猶昨日，西台披發憶當年。蓬萊弱水今清淺，輸與麻姑一愴然。”我查過吳興華的信，這四首詩是1947年寫的，從來沒有發表，除此之外，也沒有再見過他寫的舊詩了。看過他舊詩的人應該絕少，除了爸爸，就只有張芝聯、郭蕊等幾位好友，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人，就是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兼電子計算器專家吳允曾。他們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相識，吳允曾也精通德文，曾寫德語情詩，也許正是這樣，兩人便非常投契。吳允曾記性極強，他很喜歡吳興華那些格律精嚴的舊詩，往往一看便能背誦。

錢鐘書對吳詩又有何評價呢？他在給我爸爸的回信中說：“與兄交近四十年，不知兄作舊詩如此工妙，自愧有眼無珠，不識才人多能，亦克善藏若虛，真人不露相，故使弟不盲於心而盲於目耳。今日作舊詩者，亦有美才，而多不在行，往往‘吃力’，‘舉止生澀’；余君英時，周君策縱之作，非無佳句，每苦無舉重若輕，‘面不紅，氣不喘’之寫意自在。尊作對仗聲律無不圓妥，而蘊藉風流，與古為新，蓋作手而兼行家矣。欣喜讚嘆，望多為之。”原來錢鐘書誤把詩作當成是爸爸的，評價雖然不錯，但是否只是客套話則很難說了。我不懂舊詩，也無從判斷。（來源：南方都市報2013年0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