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對中國發展前途之瞻望

一、問題的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批原屬歐美諸強的殖民地紛紛脫離殖民統治獲得獨立，這時候，“發展”成了擺在這些國家面前急迫的首務，而發展道路的選擇則是首務之首，關涉甚大。那時候可以提供給這些國家備選的方案並不多，主要而言只有兩個，一是所謂“西方模式”，具體而言可以說即是“美國模式”或“華盛頓共識”，二是所謂“蘇聯模式”。1991年後，隨著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紛紛獨立，蘇聯土崩瓦解，“蘇聯模式”也就不復存在了，差不多與此同時，原先選擇了蘇聯模式的一些國家（主要是東歐諸國）也都紛紛倒戈轉向尋求西方模式的支持。而西方模式並不總是靈驗，很多實踐西方模式的國家仍然陷於長期的經濟萎靡和社會動蕩，而作為西方模式主要樣板的美國因為成了“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一時間全世界范圍內也都找不出西方模式的替代方案來。直到進入新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越來越令人矚目的成績，而中國的發展道路又是如此獨特，便開始有人提“中國模式”問題。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於2004年在倫敦出版《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一書，試圖提供一個“華盛頓共識”的替代方案，引起了全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從那以來，海內外圍繞中國模式的討論從未停止，而且越來越激烈。應該說，對所謂中國模式問題的思考是意義重大的，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三重意義：首先，對於中國社會自身而言，涉及到如何認識看待過去三十余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問題以及進一步而言關系到未來發展道路的探索問題；其次，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對中國模式問題的思考關系到這些國家可以在何種意義上吸取中國的發展經驗教訓用於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問題；再者，對於歐美諸強而言，對該問題的關注思考關系到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成績及未來路向，進而涉及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和世界秩序的長久穩定。因此，對所謂“中國模式”問題進行一番深究是必要的。


二、何謂“模式”：一種咬文嚼字的概念厘定


要討論“中國模式”，不得不先充分理解“模式”一詞，《說文》有言：“模，法也。”而同時也說“式，法也”。可見“模”“式”二字同義，都是最初鑄造東西用的塑形器具，可用以非常輕易地重復制造出許多相同外觀的東西出來。我們今天所講的“模式”實際上沒有離開它的本義，還是說一些能用來復制出同樣成品或達到同樣效果的標準樣式。按說這個詞是沒有褒貶的含義傾向的，跟如今的“模范”一詞很不相同，“模范”一詞與“模式”差不多，最初也是一個完全中性的詞匯，如今則成了一個褒義詞；而“模式”應該說至今主要還是一個中性詞。所以，說什麼什麼模式，就是無所謂好壞的，既可以有“行善模式”，也可以有“作惡模式”，所謂“盜亦有道”[②]，“模式”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非要說好壞，則全在於其內容。再說，“模式”之為“模式”，不在於內容好壞，而在於其本身是否能真正復制出同樣的東西出來，或者據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三、兩個問題：有無“中國模式”？如有，何為“中國模式”？


再說“中國模式”。改革開放以來近四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績，但也造成了許多異常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少人看到中國取得的成就，認為具有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的價值，便汲汲於提煉建構一種“中國模式”出來。如前所述，既然說“模式”，便要考慮可復制性，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可復制也許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中國的“國情”過於特殊：在後發優勢的大背景下，上有強大的政權力量，下有充裕的廉價勞力，光這兩點別國就不容易滿足，強大的政權力量背後是民主進程的遲緩，充裕的廉價勞力背後是人權保障的單薄。所謂“人口紅利”，所謂“人權優勢”，更甚者，所謂“帶血的GDP”，已經道破天機。質言之，如果同意中國的迅速發展是以暫時（或是永久？但我不信）犧牲民主和人權取得的，這樣的發展模式恐怕不適合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畢竟民主和人權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成績的取得既然是因為包括上述種種但不限於此的諸多獨特性（這方面趙鼎新有諸多論述，他的落腳點多在於中國特殊的國家建構歷史及績效合法性傳統等方面），那據以提煉一種可復制的模式出來就絕非易事，即使勉強為之，也很難說具有多少現實意義。如上這是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下面我們就“勉強為之”，先承認中國模式的理當存在，再來思考這第二個問題，即中國模式如果能提煉出來，該包括些什麼內容？

上文已經指出，中國的發展成績不是簡單的原因造就的。所謂“中國模式”實際上經常陷入一個誤區，即把“中國模式”等同於“中國經濟模式”，這種話語應該說還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的某種反映。與此不同的是，2004年，拉莫的《北京共識》就從創新驅動力、發展正義（協調發展）和對外關系三方面總結了可供發展中國家借鑒的中國經驗。2014年6月，福山在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新版所作的序言中寫道：“唯一確定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平技術官僚和科技動力的混合體。”福山是從政治、經濟、技術幾方面來說的。另外，鄭永年也從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來對“中國模式”進行歸納和概括。這些都比“中國經濟模式”的概括要系統全面得多。這些對“中國模式”的看法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都認識到，發展不僅僅要狠抓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也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更為重要。這些對於中國發展道路更為全面、系統的看法實際上對於我們思考中國改革的未來和發展前途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四、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反思：我們的過去與未來


中國的發展成就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發優勢。“後發優勢理論”大家固然已經非常熟悉，但楊小凱基於對中國經驗的研究提出的“後發劣勢理論”可能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發展歷程和未來更有價值。該理論認為後發優勢反而容易讓後發國家尤其是後發的威權國家沈醉於經濟上迅猛發展取得的成就而忽略政治改革、民主發展的必要性，於是政治危機越積越深重，到一定程度之後，積重難返、腐朽沒落的政治制度將不再能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社會發育的重大因素，但由於發展過程中滋生擴張起來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政治改革也就很難真正實質推進，然而如不能切實推進政治改革，則經濟發展成果也將難以守住，社會不穩定因素將越來越活躍，國家於是將面臨極大危機。種種跡象表明，如今的中國似乎正走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經濟發展成績輝煌，但已經透露出明顯的疲軟之態、增長乏力（所謂“新常態”），而政治改革看不到任何實質動作，遂使政治因素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關鍵所在。所以，此前的成就可以用“後發優勢”來理解，而此後的前途及可能的危機需要我們借助於“後發劣勢”來認識。

所以，總體來講，中國自己的道路還剛走了一半，前一半雖然風光，但卻給後一半埋下了極大隱患；現在的當務之急仍是探路，趕緊尋求到出路，避開“後發劣勢”陷阱，實現發展的持續。所以呢，中國自己都還沒走完的路，咱還是先不著急去給它概括“模式”，推而廣之吧！要說我們的發展就對於其他國家沒有借鑒意義嗎？那肯定也不能這樣講，我們有的是經驗，所以可以稱為“中國經驗”，相對而言沒那麼系統化程式化，也許更為合適。

[①] 重慶市豐都縣人，1992年生，山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學術興趣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農村研究、城鎮化研究、宗教研究、先秦儒學等。
[②] 見《莊子·外篇·胠篋第十》，跖之徒問與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愛思想網站 2016-1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