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於連•法朗索瓦（JullienFrancois）在他的一篇新作《為什麼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中有一段話也說得很好。他說：

我們選擇出發，也就是選擇離開，以創造遠景思維的空間。在一切異國情調的最遠處，這樣的迂回有條不紊。人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盡管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於遺傳，我們與希臘思想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為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3]

其實，這個道理早就被中國哲人所認知。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有一首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種“遠景思維的空間”，“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要真正認識自己，除了自己作為主體，還要有這種“外在的觀點”，包括參照其他主體(他人)，從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環境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自己長期並不覺察的東西，經“他人”提醒，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認識和發展。弗朗索瓦•於連認為對西方來說，中國，作為一個最適合的“他者”，日益為廣大理論家所關注。因為“中國的語言外在於龐大的印歐語言體系，這種語言開拓的是書寫的另一種可能性；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系之下獨自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由此使之脫離傳統成見——的理想形象”[4]

和弗朗索瓦•於連有類似觀點的學者還不在少數，許多相近的出版物幾乎形成一個不小的高潮。

在美國，著名漢學家安樂哲(RogerAmes)和著名哲學家大衛•霍爾(DavidHall)合作寫成的三本書陸續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第一本《通過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通過當代哲學的新觀念對孔子思想進行再思考；第二本《預期中國：通過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敘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強調西方思維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國思維方式重在實用、模糊和變化；第三本《從漢而思：中國與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與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則集中討論了自我、真理和超越的問題。2000年出版的斯蒂芬•顯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寫的《賽琳[5]和聖賢：古代希臘與中國的知識與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對希臘和中國的認知方式作了互有回應的雙向闡釋，2002年，他又新編了《古代中國與希臘：通過比較而思》（Early China/ Ancient Greece: 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匯集了近兩年來以互動方式從源頭上研究古中國和古希臘傳統文化的著名篇章。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只重視普適性，認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適用於普天之下的思想正在逐漸為強調差別的思潮所代替。上面提到的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貝托•埃柯在1999年紀念波洛尼亞大學成立900周年大會的主題講演中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就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他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如果真能如此，人類庶幾還有希望從戰爭的毀滅中得救。

另一方面，有些民族由於長期被壓抑，他們的文化被歧視、被掠奪，甚至處於滅絕的邊緣。他們出於對自身文化的保護，寧願與外界隔絕，於是過分強調一成不變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形成“文化封閉主義”，或稱“文化割據主義”。走極端者遂演變為危險的“原教旨主義”。他們認為自身的文化是唯一正確的。強調任何一種行為，都絕對只能用它本身所從屬的文化的價值體系來評價。為了維持這種唯一的標準，他們經常借清除所謂“精神汙染”以排斥一切外來影響。他們只強調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采取文化上的隔絕和孤立政策；他們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強調本文化的“統一”而畏懼新的發展，以至進而壓制本文化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導致一種文化割據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文化割據主義否認任何最基本的人類共同準則，不承認任何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普適性，如豐衣足食的普遍生理要求、尋求庇護所和安全感的共同精神需要，保護人類得以共存的地球生態等等，結果是本身文化發展的停滯。從反面來說，如果不承認最低限度的普適性，就會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的反人類性和反社會性也是合理合法的，因為它們也曾是在某一時代、某些地區被“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現象。這樣，就會形成對人類文化發展有極大危害的負面現象。事實上，要完全否定人類普遍性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人類大腦無論在哪里都具有相同的構造，並具有大體相同的能力，歷史早就證明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吸收和滲透不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的。

在中國，文化割據主義從未成為主流，但也還有一部分人總想尋求“原汁原味”、尋求永恒不變的本民族的“特殊文化”。他們無視數千年來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響的歷史，反對文化交往和溝通，要求返回並發掘“未受任何外來影響的”、“以本土話語闡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類口號。

　其實，這樣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種假設。如果我們說的不是“已成的”、不會再變的文化“遺跡”，如青銅器、古建築之類，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們的創造累積而成的不斷被重新解釋，不斷發展的“文化傳統”，那它就必然蘊涵著不同時代、受著各個層面也包含外來影響的人們對各種文化現象的選擇、保存和創造性詮釋。排除這一切去尋求“本土話語”，和“原汁原味”必然不會發現什麼有價值的結果。

文化割據主義常常混跡於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們之間有根本的不同。後者是在後殖民主義眾聲喧嘩、交互影響的文化語境中，從歷史出發為自身的文化特點尋求定位；文化割據主義則是不顧歷史發展，不顧當前縱橫交錯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執著於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虛構自己的“文化原貌”。其實，即便是處於同一文化內部，不同群體和個人對於事物的理解也並不相同，強求統一與不變，其結果只能是撲滅生機，帶來自身文化的封閉和衰亡。發展到極端，成為像阿富汗塔利班那樣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不但導致自身的毀滅，而且還會給世界帶來極大的災難。

三、當前文化自覺的意義

以上所述或是對自身文化的封閉和僵持，或是將自身的文化普及於全世界的強求，似乎都是出於對自身文化的熱愛和維護，都是一種“文化自覺”，其實並非如此。文化自覺首先是要自覺到自身文化的優勢和弱點，懂得發揚優勢，克服弱點；其次要對在過去條件下形成的舊文化，即傳統文化進行新的現代詮釋，使其得到更新，有益於今天；第三，還要審時度勢，了解世界文化語境，使自己的文化為世界所用，成為世界文化新建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才是對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覺。

從這樣的要求來看，“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都不能清醒自覺到自身文化的優勢和弱點，更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得到更新，並造福於日的未來。其實，無論是“文化霸權主義”還是“文化割據主義”都是舊的思維方式的極端發展。這種發展給人類帶來日益嚴重的災難和威脅。沿著舊的思路，兩者的平等對話幾乎不可能，但為了挽救人類的未來，必須改變這種局面！關鍵在於各民族文化在其自覺的基礎上，換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如上所述，西方正在不斷尋求更新自己的思維方式；對中國來說，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語境下，充分發揚幾千年來中國悠久傳統文化的優勢，對其進行現代詮釋，參與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建構之中，更是當務之急。這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這里我只能舉出一些初露端倪的例子，說明一種可能性。

中國道家認為天地萬物並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更不是上帝創造的。一切事物的意義並非一成不變，也不一定有預定答案，而是形成於千變萬化的互動關系之中；這就是老子所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和“象”都是尚未成形的某種可能性，它尚不存在，但確實具有，是一種“不存在而有”。一旦時機成熟，“時劫一會”，就會在不確定的無窮可能性里，有一種可能性由於種種機緣，變成了現實。這就是《道德經》指出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簡作“有狀混成”），新事物就是這樣產生的。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固定的立場、觀點、計劃，而是當下的、即時的、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方法是隨機的、當下的，而立場、觀點、規劃不可避免地總是固定而滯後。鄧小平同志反對無休止地空談“左”和“右”而是在新的情況下力排眾議，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對上述傳統的中國智慧進行了現代詮釋，加以應用，從而石破驚天，根本改變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