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可以對話嗎？ 

文化沖突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全球人類的未來。“文化霸權主義”和由文化割據主義發展而來的原教旨主義的尖銳對立已經使全球處於動蕩不安的全面戰爭的前夜。

“文化霸權主義”依仗自己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優勢，處處強加於人，企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最優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適性，應該統治全球。開始時，這種獨霸意識不一定懷有強制性惡意，只是一種認識的偏見。可以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當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他到處尋找歐洲的獨角獸（Unicorn）；獨角獸在西方文化看來，是美好和善良的象征，他認為西方有，全世界也應該有。當他遍尋不得之後，他宣布犀牛就是中國的獨角獸，不過是醜陋的獨角獸！他堅持認為他們的文化放之四海而皆準，他根本不能接受中國文化中就是沒有獨角獸這一事實！直到數百年後1993年，另一位意大利的子孫恩伯特•埃柯（UmbertoEco）教授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在一次學術報告中，他申明他和他的祖先不同，他來到中國不是為了尋找獨角獸，而是為了尋找和了解中國的龍。他堅持文化應是多元的，不能用一個普適的統一標準來要求，西方有西方的獨角獸，東方有東方的龍，不能強求一律。然而，在西方，也有人不是如此認為，他們仍然堅持他們的文化必須一統天下，並且變本加厲，一旦這種意願不能得逞，就不惜發動戰爭，給全世界帶來不幸。當然，這種霸權主義也不只是存在於西方超級大國；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者並未絕滅，甚至在中國有著深遠傳統的“中國中心”主義也時有暴露。這種文化霸權主義在目前和將來都將給人類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

另一方面，“文化割據主義”也還大量存在。他們認為本文化絕對優越，禁止討論其可能存在的缺點；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惟恐受到汙染，采取隔絕和孤立政策；畏懼新的發展，壓制不同意見，特別是扼殺本文化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以至頑固、僵化、趨向好戰的極端，最極端者就是塔利班那樣的原教旨主義。“文化割據主義”實質上也就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不同處僅在於他們無力對外實施霸權，只能對內鎮壓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並且無所不用其極，以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舊日的一統天下。文化割據主義的結果只能是本身文化發展的停滯和衰亡。

“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的沖突無疑已給世界帶來嚴重的災難，隨著高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日益增強的武器殺傷力及其對自然生態無可挽回的破壞，這種災難還會越來越嚴重。顯然，這兩者的沖突已不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所能概括的，這首先是經濟利益的沖突（如對石油的掠奪和反掠奪），政治利益的沖突（權力的控制和反控制），也不排除個人野心和變態心理的沖突。為了挽救人類的未來，我們聽到從世界各個角落傳來的呼聲：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對話”，不要“對抗”！也有很多人天天在為此奔走，作出努力。法國前總理米歇爾•羅卡爾（MichelRocard）曾指出：策劃和平要比策劃戰爭困難得多。同樣，實行引向戰爭的“對抗”，也比實行引向和平的“對話”困難得多！事實告訴我們，“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的“一小撮”“鐵桿人物”，恐怕是很難對話，也不大可能“化干戈為玉帛”的。但是，希望就在於兩者之間的極其廣大的中間地帶，也就是極其廣大的、不同層次的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人民以及他們對文化沖突的遏制和對文化共存的自覺。如果已經覺醒的廣大人民堅決反對戰爭，戰爭也許就發動不起來。

二、多元共存與文化自覺

然而，要讓地位一向優越的西方人像上面提到的恩伯特•埃柯教授那樣認同多元文化，平等對待異質的其他民族文化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他種民族的文明，而是固執地、也許並不帶惡意地認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優越、具有廣泛的普適性，應該改變和統率其他民族文化，使之普及於全世界。要改變這種現象遠非一朝一夕可以作到。意大利一位研究跨文化文學現象的學者——羅馬知識大學的阿爾蒙多•尼茲(Armando.Gnisci)教授特別指出，要改變這種西方中心思想、必需通過一個他稱為“苦修”(askesis)的過程。他在《作為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一文中說：

“如果對於擺脫了西方殖民的國家來說，比較文學學科代表一種理解、研究和實現非殖民化的方式；那麼，對於我們所有歐洲學者來說，它卻代表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或者說是從我們自身的殖民中解脫的方式。這並非虛言，條件是我們確實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後殖民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前殖民者應學會和前被殖民者一樣生活、共存。我說的‘學科’與西方學院體制的專業領域毫無關系，相反，它關系到一種自我批評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這是一種苦修(askesis)。”[1]

由此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心態問題，首先要克服一種殖民心態。也就是說對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要有一種自覺，尤其是對於自己文化的自覺。

其實，西方文化所以能不斷變革，不斷更新，持續長期發展，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這樣的文化自覺。20世紀初葉，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rdSpengler）寫出《西方的沒落》一書就是這種文化自覺的表現。西方的有識之士總是不斷審視自己的缺陷和危機，不斷重新再出發，因而總能保持蓬勃的生機。近年來由於現象學和互動認知的發展，西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僅重視從其他文化吸取有益的營養，而且進一步深入探索“他者”的意義，從“他者”立場出發，反觀自身，求得對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體認。早在1996年，在南京召開的一次題為“文化：中西對話中的差異與共存”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歐洲跨文化研究院主席阿蘭•李比雄（AlainLePichon）在他的主題報告“歐洲何時從白日夢中警醒？”中，就曾引證哲學家胡賽爾在《地球不轉》一文中所說的，盡管爆發過哥白尼式的革命，西方社會在擺脫那種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識時仍表現得和以往一樣無能，也許更加無能也未可知。在胡賽爾看來，這種本土意識使西方人認為：“世界是以我們的視覺對其觀察的那一點開始，並止於我們視線消失的地平線那兒”。李比雄強調指出：

重登世界舞臺，中國並不像西方在昏昏欲睡中想的那樣，是一個幽靈或一個前來強奪它繁榮強盛的居心叵測的人，而是如故事中所描寫的那樣，這個夜訪者，前來把歐洲從夢境中解放出來，向它展示用迥異的語言文字新開辟的別樣洞天。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出於對真實進行邏輯探索的需要，提到了這一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