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立場和觀點是既成的、相對固定的，不因情況的變化而隨時變化，如果錯了，就只有錯到極端。因此，在越來越復雜的形勢下，最重要的是當下的、即時的、隨機的、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應隨時重視對方法的研究。方法總是針對現狀，不會為過去而犧牲現在。例如復仇就是一種以過去為出發點、要求人們為過去作出犧牲的思維模式，過去已有不少人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前輩的仇恨作出無謂的犧牲，特別是當這種復仇並無明顯的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的時候。中外許多作品都曾以這種貌似正義，其實極不正義的現象作為自己的主題。莎士比亞的名著《羅密歐與朱麗葉》就以深刻揭露了這種仇恨的不正義性，同情無辜的犧牲者而名垂千古。中國的小說戲劇當然也不乏復仇的例子，特別是“父仇子報”的主題，但是也有“一笑泯恩仇”，“相忘於江湖”“冤仇宜解不宜結”等傳統。魯迅的《故事新編•鑄劍》寫一個少年為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復仇的故事。最後是復仇者、被復仇的國王和指導復仇的人，三個頭顱在沸騰的鐵鼎中，上下騰躍，咬成一團，終於同樣變為白色的骷髏，以至分不出哪一個是國王的遺骨，只好把三個頭顱葬在一起名之曰：“三王冢”。這里顯然蘊涵著魯迅對“子報父仇”的深刻的反諷。

這種注重當下復雜關系，注重變化，注重隨機應對的智慧對於緩解當前的文化沖突不是提供了很多可資借鑒的思考方式嗎？

再舉一個例子。數百年來無論是西方還是在西方影響下的東方，不管是人文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進化論的影響都十分深遠。人們竭盡全力往前飛奔，對自然資源榨干了還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還要再享受，人類趨向未來的速度快了還要再快……這已經成為許多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至於未來是什麼，新是不是一定比舊好？萬眾所趨的目的地何在？人們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為個體的人必然趨向的墳墓而外，沒有任何真正具有確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來！

中國古訓所強調的卻與此截然不同，從老子的《道德經》開始，就強調“反者道之動”，認為萬物的運動都有一種復歸的傾向，都要回到運動的原點，在新的認識和新的經驗的基礎上，重新再出發，從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既然萬物都在不斷回歸和再出發，而不是向某個方向“飛奔”，也就沒有匆忙的必要，中國文化強調“聽其自然”，強調“萬物靜觀皆自得”，強調“無為”，強調協同發展，但同時它又反對停滯不變，作為中國文化古遠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發展變易。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簡還提到“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也就是講求人與自然的協同發展。這對於今天應特別強調的“可持續發展”，對於制止當今社會的盲目狂奔難道不是很好的參照和緩沖嗎？

另外，西方文化長期以來習慣於“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重視以主體為一方的對客體的認識。人們總是相信自己從客體抽象出來的“規律”，並將之崇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他們崇尚抽象的規律性遠遠超過關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體性。由此出發，現存集中的權力系統只能通過普適化、均一化、互相隔離的分類方法來管理世界，這就損壞了事物的復雜性，也就損壞了真正有創意的自由發展。不可改變的規律性、普適性發展到極端，就是文化霸權的理論基礎。

其實，隨著主體視角和參照系的改變，客觀世界也呈現著不同的面貌。甚至主體對本身的新的認識也要依靠從“他者”的重新認識和互動來把握。70年代以來，中國推翻了“兩個凡是”鎖定的僵死的“規律性”和“普適性”，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同志提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都是糾正了過分強調固定的規律性和普適性的西方思維模式，而運用了中國傳統智慧對人的主觀能動性，即與客觀世界合二而一的隨機性的強調。正如朱熹所說：“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於天；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天”要由“人”來彰顯。只有通過自由創造、具有充分隨機應變的自主性而又與“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潑潑的氣象才能得以體現。

近來，一些西方學者也大都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了。特別是一些漢學家已經不再把中國和西方作為獨立於主體的固定對象來進行分析，如弗朗索瓦•於連所說：“我不認為能夠把書頁一分為二：一邊是中國，另一邊是希臘……因為意義的謀略只有從內部在與個體邏輯相結合的過程中才能被理解”。[6]也就是說，中國或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必然根據“個體”（主體）的不同理解而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因此，理解的過程也就是重新建構的過程。

再者，中國文化一向認為，人，只能鑲嵌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生存。一個人的權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負責保證這些權利得以實現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權利的同時必須負起保證他人權利得以實現的責任。儒家設計的社會規范從來是雙向的，如“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如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軍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軍如寇讎”。清代大儒戴震說：“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都是同樣的意思。這對於西方近世已發展到極端的對個人至上、自由至上的強調不也是一種有益的借鑒嗎？

當然，以上不過是一些舉例性的散漫的隨想，無非想說明現在的確是非常需要全面文化自覺的時候了！我們需要以當今的需要為基礎對我國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進行清理，我們需要通過現代詮釋使我們的文化寶庫為現代所用，並得到發展，更需要對世界文化發展有清醒的評估和理解，讓沈睡多年的中國智慧在解決迫在眉睫的文化沖突所帶來的人類災難中煥發出無與倫比的燦爛光彩。這就是我們今天提出文化自覺的最根本的期待和原因。

注釋：

[1] 阿爾蒙多•尼茲： 《作為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羅恬譯，《中國比較文學通訊》， 1996，第一期，5頁

[2] 見〈文化：中西對話中的差異與共存〉，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3] 於連•法朗索瓦：《為什麼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見《跨文化對話》第5輯，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4] 《迂回與進入》(Le Detour et L’Acces, Strate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ece )弗朗索瓦•於連著，杜小真譯，三聯書店，北京，1998

[5] 賽琳：希臘神話中人面鳥身的女神，智慧的象征。

[6] 同注 3（愛思想網站 2008-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