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近年來我們寫了幾個取材於西方經典的戲曲劇本，總體上戲曲界和觀眾們相當歡迎，認為這些西戲中演的劇目既傳承了傳統的形式，又豐富了舞臺上的人物和故事；它們也得到了西方觀眾的青睞，多次應邀出國演出。《朱麗小姐》是其中第四個劇目，2012年一年就去了六個國家。但在朱麗的祖國瑞典，我們聽到一個令人驚訝的故事，不由開始反思這些劇目的創作方法。傳統戲曲偏好大團圓，極少西方式的大悲劇，而我們改編的西方經典卻全是悲劇（其中五個收入了《心比天高：中國戲曲演繹西方經典》，文化藝術出版社）。難道好故事一定要是激化沖突的悲劇？西方人不是喜歡說藝術摹仿生活嗎，生活中有那麼多可怕的悲劇嗎？那就是促使我們研究、寫作這篇論文的起因。我們的創作也開始探索新的敘事方法--除了一味激化矛盾，還有別的可能嗎？ 

 敘事藝術是講故事的藝術，故事的素材主要是人際關系，特別是含有沖突的關系；無論是來自生活原料還是來自他人作品，敘事創作中如何尋找、選擇、展現矛盾沖突，常常體現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色，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也是對藝術家眼界、眼力和功力的考驗。

 歷史上歐美作家習慣於把源於生活的平常故事悲劇化，希臘神話和戲劇中充斥著一般人聞所未聞的駭人故事，諸如弒父娶母（《俄狄浦斯王》）、殺子報復（《美狄亞》）、全家相殘（《阿伽門農》）。好萊塢不但發明了"災難片"，票房號召力極大，其它的類型片也大多生著法子激化生活中的沖突。與此同時，從古希臘一直到當代西方，理論家還一直在強調藝術摹仿生活的性質。但"生活"真有那麼可怕嗎？莫非西方文人全都不安好心，唯恐天下不亂？

 恐怕不能那樣去批評西方，我們現在學人家都已經青出於藍了--電視劇編劇的不二法門就是想方設法激化矛盾。當年中國鼓吹"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曾有一種說法：文藝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沖突隨時可能發生；而一個更聰明的說法則是亞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宣泄內心的恐懼，達到凈化。2500年來多少藝術家、學者和記者都這麼說，仿佛成了永恒的規律--藝術中多一點悲劇，生活里可以少一點悲劇；但是近年來，我們對中外教科書里這個源自西方的藝術"公理"產生了懷疑。

 2012年是奧古斯特·斯特林堡逝世一百周年，上海戲劇學院一行人去瑞典演出我們根據《朱麗小姐》改編的同名京劇，其間聽到了一個關於該劇原型的故事。斯特林堡潦倒時曾在一個"廉租房"住過，房東是個原先的窮二代和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這兩人門不當戶不對，這就讓斯特林堡產生靈感，構思出了後來被認為是"自然主義經典"的《朱麗小姐》。既是自然主義，似乎應該貼近生活的本來狀態；可是在他的劇中，朱麗只和男仆有了一段"半夜情"，一出臥室就發現她和那莽夫根本沒法相處，最後還被逼得拿起他的剃刀去自殺。但在現實中，那對房東在一起過了很久，沒準白頭到老亦未可知。斯特林堡一定聽到過房東兩口子的口角--哪對夫妻從來沒有呢？但劇作家基於他對階級關系和性別之爭的理念，用點編劇技巧把他倆的小矛盾一激化，就做成了個大悲劇。

 京劇《朱麗小姐》在國內演時，觀眾覺得挺新鮮，因為戲曲舞臺上看不到地主小姐和長工的感情故事。但聽老人說，以前是有過的，因有"粉戲"之嫌，後來不讓演了。那樣的老戲會有什麼樣的結局？程乃珊寫到有個當年在電臺連播火得很的評彈《黃慧如和陸根榮》 ，講富家小姐和黃包車夫私奔，活脫脫一個上海灘的"朱麗小姐"，但最後卻是大團圓。這倆人也有生活原型，程乃珊說那"黃包車夫就是個流氓！自己在鄉下有老婆有小人，還常常向黃慧如討銅鈿……但評彈將他講得很好，勤勞、善良、淳樸……那是為了要維護勞動人民的形象而做了藝術加工。"

 "藝術加工"是任何藝術家在把素材變成作品時都必然要做的，關鍵在為了什麼，怎麼加工。程乃珊說這個評彈這樣加工是為了"維護勞動人民形象"，那未必是唯一的原因；因為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淡化沖突、美化人生的藝術作品。古時候丟下妻子進京趕考的並不都是陳世美，《琵琶記》刻畫的就是蔡伯喈這個出奇的好男人：舍不得離開新婚妻子，被父親逼迫著才去趕考，一考中狀元就急著要回家，硬被皇帝留下娶宰相之女。宰相千金得知郎君在家已有賢妻，不但不惱不鬧，還主動勸他回家看望。伯喈之妻趙五娘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丈夫，最後卻與宰相千金一起欣然接受"二女事一夫"。這個戲被皇帝朱元璋大力推崇，主要不是因為它維護了"勞動人民的形象"，而是因為它維護了從最高領導到窮苦百姓各階層的形象，有助於社會和諧--那當然首先是皇帝的看法，而喜歡戲曲的老百姓多半也會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