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古代作家和受眾常常這樣想，一些嚴肅的當代作家也有這種心理。梁曉聲在復旦大學的講座上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改寫屠格涅夫等人的經典小說：如果說文學對人性有塑造作用，那麼文學作品應有怎樣的人文關懷？他不能接受幾部歐洲小說里小狗的悲劇命運（連狗的悲劇都受不了，人何以堪？），毅然顛復了屠格涅夫的名篇《木木》和莫泊桑小說《小狗皮埃羅》的結尾，讓原本或麻木或冷漠的人類良心發現，使木木和皮埃羅逃過悲慘的結局，以此表達他對文學中應有的人性關懷的期待。梁曉聲坦言，改寫的沖動緣自一次目睹小狗被殘忍對待的經歷，也緣於對文學的理想主義："談文學的人文關懷，無非就是希望文學中多一些人性的溫暖，以此來提升人的心性。"

 屠格涅夫和莫泊桑肯定不會喜歡梁曉聲的"篡改"，西方戲劇家更不會贊同這樣"理想主義"的"藝術加工"。當然喜歡大團圓結局的西方人也不少，莎士比亞的悲劇就常被人改寫。譬如《李爾王》，本來就是改編前人的故事，但莎翁把幾個版本中李爾復位的"理想結局"改為李爾抱著心愛女兒考狄利婭的屍體死去。其後一二百年里都有很多人反對這個殘酷的結局，1681年納赫姆·泰特（Nahum Tate）又把它改為李爾復位，考狄利婭也活了下來，並和劇中僅有的好男人埃德加成婚，皆大歡喜。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壇領袖、第一本《英文辭典》的編撰者、大文豪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在編注《莎士比亞戲劇集》時，也決定不用《李爾王》的原作，而支持泰特那樣"理想化"的改寫本。他說："自從泰特以來，考狄利婭始終是勝利返回。如果我自己的感覺也能在大眾反饋中算上一票的話，我必須承認，多年前看到她的死給了我那麼大的震驚，使得我在下決心當編輯改寫這個劇本之前不敢再看那最後幾場戲。"他這心理和梁曉聲想讓"木木"起死回生如出一轍，但是，他和泰特改寫的《李爾王》後來都消失了，留下來的還是莎翁那個"殘酷"的經典悲劇。

 相比較而言，東方人老愛編織出比現實美得多的童話，夢想生活也能那樣好；西方人卻喜歡展示比現實慘得多的噩夢，似乎能對比出生活還不那麼壞。可以拿《琵琶記》和一個講述同類故事的西方經典做個比較：古希臘悲劇《美狄亞》的主人公得知丈夫要拋棄自己另娶新歡，不但決不妥協，還設計害死了一連串人--先是情敵公主和她的國王父親，再是自己跟丈夫生的兩個孩子，來報復她的負心漢。

 諷刺的是，美狄亞竟是西方經典中最早出現的"東方人"形象之一，按《東方主義》作者愛德華·賽義德的說法，西方人眼中最早關於"東方人"的刻板印象竟是那樣"兇殘的野蠻人"。兩千五百年以後，這個印象徹底地顛復了，人們不難看到，美狄亞其實是為自己利益毫不妥協的西方女性形象自身的投射；至於東方女性，現在不但有中國經典中趙五娘那樣忍辱負重的賢妻的原型，還有了西方人從真實故事中提煉出來的"蝴蝶夫人"那樣的寧可優雅自殺也要成全孩子的東方棄婦的原型。其實蝴蝶夫人的素材"菊子夫人"一點也不悲劇，還很有點喜劇色彩。這個日本女人本來就是個短期合約"新娘"，法國軍官洛蒂包了她幾個月，分手時還有點傷感，她卻早已在喜滋滋地數錢了！洛蒂的半自傳體小說《菊子夫人》引起了美國戲劇大家戴維·貝拉斯科的濃厚興趣，受啟發寫出話劇《蝴蝶夫人》並於1900年親自導演制作搬上百老匯。普契尼看了這個話劇買版權寫下歌劇，大獲成功，竟讓人徹底忘了同名話劇。

 賽義德1979年的《東方主義》風靡世界，現在後殖民批判理論的信奉者經常批評這個"蝴蝶夫人"，因為這是西方人編造出來的東方女性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但既能成為流傳一百多年被人反復搬演改編的"刻板印象"，說明這個形象還是很能吸引觀眾，確能反映相當的生活真實，要說她是藝術"原型"也不過分。但從沖突結構的模式來看，這畢竟又是一個東方經典中很難找到的屬於西方模式的不死人不落幕的大悲劇。在熱衷激化的西方經典和偏好淡化的東方模式之間，還有其它處理矛盾沖突的方法嗎？有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拿來比較，一個跨越了好幾個國家的"小姐與下人"的故事--現代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

 我們是在紐約林肯中心看了英國人賽門·麥克伯尼（Simon McBurney）編導、日本演員演出的戲劇《春琴》（Shun-kin）一劇後去找到文學原著來讀的，發現這是個比較藝術學的富礦。小說看上去很像一部日本三十年代的紀實作品--作者記錄主人公的生卒年月（1829-1887）、地點（大阪市內下寺町的凈土宗）不厭其詳，還說故事是根據好幾個當事人的口述及書面材料綜合而成。但麥克伯尼在寫劇本前研究小說時發現，1930年代有不少日本作家喜歡這種"仿紀實小說"的寫法，還把小說中"我""收集、整理材料"的過程也寫進小說，很像後現代"關於敘事的敘事"（meta-narrative），但其實那所謂過程也是虛構的。

"春琴"在小說故事的發生地大阪查無此人，倒是被七十年後的英國戲劇家麥克伯尼查出了一個源頭，竟是遠在他的祖國。 19世紀英國小說家湯瑪斯·哈代以悲劇小說《德伯家的苔絲》一書聞名，他還有一部在中國並不出名的姐妹篇《葛瑞伯家的芭芭拉》（Barbara of the House of Grebe，1890），書名完全對稱。這個"芭芭拉"和1888年問世於瑞典的《朱麗小姐》是同時代人，也是歐洲農莊的貴族小姐，但比朱麗勇敢，也更有計謀。她拒絕了爵士鄰居的求婚，瞞著有錢有爵位的父母和一個世代做工的漂亮男孩愛德蒙私奔去了城里--也是在一個大家來跳舞的夜晚，但是在她父母親自操辦的家庭舞會之夜！私奔是成功了，可惜好景不長，幾個月後芭芭拉就發現很難生存，寫信去向父母求饒。父母倒很開通，覺得女兒嫁人既然木已成舟，而且盡人皆知，不如順水推舟，先讓他們回家，再對那女婿提出要求--必須跟嶽父選派的導師去歐洲遊學一年，從外在儀表到內在學問都好好提高一步，才配回來做葛瑞伯爵士家的女婿--這條件比中國人往往要求的考中狀元要容易多了。小兩口雖不想分離，還算是爽快地接受了。愛德蒙一路上不斷從各國寫信回來報告所見所學，從信中看出他的學識和文采確實一步步大有長進。至此，這幾乎是個和《苔絲》截然相反的喜劇性故事。但是，愛德蒙在意大利看戲時劇場失火--那時歐洲劇場用蠟燭照明，失火事故時有發生。但哈代並沒有簡單放大這一偶然事件，失火並沒燒死太多人，更沒燒死愛德蒙；相反，因為他英勇地多次從火中救人出來，大大減少了傷亡人數。但就在他救火時，被一根燒斷的橫梁砸中頭部，不但燒傷還破了相--故事真正的特色這時才開始顯現。芭芭拉得知丈夫受傷破相，在等他回家的日子里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但還是在他摘下面具的一剎那被那恐怖的面容徹底擊垮。愛德蒙也再沒踏進她的房間，留下張紙條就走了。幾年後芭芭拉得知他已死去，咬牙嫁給了爵士鄰居。她本來就不愛這丈夫，對愛德蒙的懺悔和思念更使她度日如年。一天，愛德蒙生前在意大利定做的全身雕塑送到她家，她立刻愛上了這座完美體現前夫之美的"替身"，每天夜里到壁櫃里去抱著他傾訴。丈夫發現了秘密，偷偷找來工匠用鑿子給雕塑破相，同樣破到慘不忍睹，再放到床前，強迫芭芭拉睜開眼連看了幾夜，直到她說出他要聽的話："我不愛他，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