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司馬遷以來，中國的史學家專以中國的歷史為其工作範圍。即使《史記》有《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諸傳，臚述涉外事情，而中國以外的歷史，仍只是在“邊裔”的範圍之內，從中國中心的立場，記載其“叛”、“服”與“盛衰”。

直到近世，中國史學界的工作，也仍舊把中國史與世界史，分為兩個領域，互相之間並無貫穿結合。倒是上兩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於結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他的工作，並未問世，然而在一篇序論中，他提出了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先秦至秦漢，屬於中國內部發展，最後充滿了整個中國，所謂“中國的中國”；第二段是中國與亞洲四鄰交往與爭衡的時代，例如佛教的傳人，及中國對外擴張，或異族入主中原，這是“亞洲的中國”；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國”，則是近代的中國歷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討論的余地，但我們不能不欽服他的廣闊視野。

今天，世界各處都聲息相通，動靜相關，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無視於中國的過去。今日世界各處，唯西歐與美國馬首是瞻。西歐編制其歷史的線索，在別處都借來編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為大家廣泛采用，而且習焉不察。以為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馬克思由西歐歷史歸納得來的分期模式，又經斯大林的推動，成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五個段落。中國大陸的史學界，至今仍深受其影響。這一套演化理論，如果僵化地解釋，史學的工作將過分強調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圈)內部的變化，而忽略這一個單位的範圍會有改變，也忽略這一個單位與其他單位之間的交互影響。不幸這四十年來，中國史學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癥。

海外與在台灣的史學界，可以不受教條的影響。然而，海外的史學同人，無論是非華裔，都難免因為“地區研究”的約束，被圈在中國歷史的範圍內，不能“越界築路”。台灣的史學同人，也長期承受中國史學師弟相承傳統，以及“中國中心”觀念的雙重影響，專務發展自己的專長，不願涉足域外的歷史。甚至本是治外國史的同仁，返台之後，因為資料匱缺，獨學無侶，也不免改轍，又回到中國史研究的園地。

今日的情勢，逼人而來，港、台均已走向國際化的方向，不能再遺世而自囿於中國的範圍內；大陸也正在急劇轉變中，其沿海地區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脈動。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過學生，痛感中國史與世界其他文化歷史之間，藩籬之嚴，已使我們難以從人類各處的過去，歸納更有意義的共同經驗。為此，不揣淺薄，冒然嘗試設計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間，找出幾條貫通的主題。

第一項主題是族群變動。我們先須尋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與國家區別的因素。氣候是一項因素。地理學家經常註意大地區氣候的變化歷史，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也經常註意這種長程大氣候，並經常如此解釋族群移動的現象。另一類跨區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擴散，本來不是“邊關”與“國界”可以防堵。一場大瘟疫，不僅影響的地域廣袤，其延續的時間也往往相當長久。瘟疫對人類人口的影響，各處人類歷史，都註意及之。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國在清代嘉道之間的鼠疫……無不是歷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人口減少，別處人口即會移人，因此引發族群的變動。但是如何將氣候與疾病對於人類的影響，作一番超越區域的討論，則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國歷史的研究。

人類族群的大規模移動，影響不會只限於一個地區。移動者會留下原來的地區，讓另一族群移人，移動者也會推開所進入地區的原來族群，使後者又起身移向別處。於是，不論是前路或者後路，一個族群的移動，常常會帶動許多族群一連串的移動。

從上述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動，中國歷史承受的影響與造成的後果，都頗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們熟知的一項史事，是漢代中國與匈奴的長期爭衡，匈奴敗了，其中一部分向西移動，三四百年後，歐洲出現了“匈人”，對羅馬世界造成嚴重沖擊。但是，至今我們的通史，並未註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動；北朝柔然，在中國的壓力下西移，又不斷承受新起突厥的壓力，於是聯合波斯擊滅了*[口+厭]噠。另一方面，這一串的移動，引發了中亞經過南俄的族群移動，阿伐爾人在東歐的沖擊，也是歐洲中古的大事。

這一類的族群移動，在中國西方與北方邊界上，經常有之。先秦許多出現在中國北方的族群，我們籠統地稱之為戎狄，其實他們的來龍去路，都會與亞歐大陸，尤其草原地帶，有所牽連。舉一個例子，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紀的後半段，印歐語族從中亞四出，南下印度次大陸，改變了當地的人口成分；他們向西南方的移動，改變了地中海東部的人口成分。約為同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商周之際，商代與西周都有北方邊患。這時，北方考古學的資料顯示，中國北方也頗有族群文化的變化。甚至，西周的先世，曾經陷於戎狄，然後才回覆農業生涯。我在拙作《西周史》中，即嘗試將這一個時期的族群移動，結合在西周興衰的討論之中。

舉一個例說，中國拜白銀流入之賜，在明清有過數百年的持續繁榮。我們是否可以假設，正因為白銀來得合時，中國在宋代開始的外貿優勢，得以持續，而西歐固然吸納了東方的商品，卻沒有中國的持續繁榮，於是西歐在人口及商品都不足的情勢下，逼上了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道路。相對的，中國人日子好過，沒有改弦更張的需求，於是文化趨於內卷，也趨於保守。

再舉一個例說，中國在先秦即發展了文官制度的初型。中國在文官制度下的種種科層管理，弊病叢生，但也有不少摸出來的經驗，有若幹自我更新的機制，甚至也尋到了運作規模的分寸。現代的世界，各處都在組織化的大趨向之下，無論國家、軍隊、企業，甚至學校，都在科層管理的方向，越陷越深。中國文化中，這一方面的經驗，頗值得作為比較研究的題材。從文官制度與科層管理的發展作比較，我們也許可以找到歐洲史上，羅馬帝國，教廷秩序，以致近代主權國家……一連串發展中的問題，我們也許也可以由此找出人類歷史上有數的幾個大帝國，其興亡盛衰的另一角度。

總之，只以上面所說的三個視角，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可以有機地融鑄為一體，其中既無主從之分，也不必有內外之隔。從空間言，地球本來是圓的，國界不過是地圖上的幾條線，山川海洋，不能隔絕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來往。從時間言，歷史的長河，永遠不斷，抽刀斷水水還在流。一件史事的前因在此，後果在彼。從時空兩軸都貫穿各處，我們不能將歷史約束在一個民族與一個文化的框架內。隨著“世界村”觀念的出現，打開這個框架的時機也已成熟。借這一紀念錢賓四先生的盛會，我們一方面向這一位結束一個史學傳統的大師致敬；另一方面，我們這一代也該思考下一階段的工作，當從何處開始?

以下幾段則是我為了結合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一些構想。正因為只是構想，這些觀念必是粗淺的，組織也必是松弛的。我原意將如此粗疏的想法提出來，不是為了自己可以取得結論，卻是為了此後一步一步地加以改進。當然，我更盼望，有了這樣粗疏的破磚，可以引來同仁們的琳瑯美玉。

我首先簡約人群擴大的過程。人群，由人數很少的采集群與獵群，家庭，拓殖群，村落……一步一步擴大，終於形成大型國家，形成帝國，形成覆雜社會。不論群體的大小如何，繁簡如何，兩個群體互相接觸，大致都難免經過如下的過程：接觸、引起交往或沖突。從交往與沖突之中，引發群體內部的調適，內部調適的結果便是整合。如果相接觸的兩個群體，調適與整合的後果，使兩個群體的內含趨於同質，則兩個群體已互相滲透，終於凝合為更大的覆合體，便是一個新的群體。這一過程，正如水與牛乳，各在一瓶，兩瓶之間，若有管道溝通，水乳遲早會溶合為滲了水的牛乳(或滲了乳的水)。這一個新的群體，因為比前擴大了，又難免與另一個群體，引發同樣的過程；接觸一沖突或交往一調適與整合一同質溶合一擴大為另一個覆合的新群體。如此的過程，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地進行，遂使群體由小而大，由簡單而覆雜。這是持續進行的集合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