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持續進行的集合過程，若從地理空間的意義說，可以有幾個層次；從地方性的集合，到區域內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說“中國的中國”，推而廣之，別處有“希臘半島與愛琴海的希臘”、“印度次大陸的印度”等等。更上一個層次，則是大區域的集合，例如“東亞的中國”、“地中海的歐洲”……更上一層次，即當是洲級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歐美世界……最高一層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類社會。我們現在正在洲級集合的過程中，也正在趨向全球性的集合。至於文化圈與文化圈之間互動的關系，也可有至少三類影響。一是由刺激趨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幹預引發的反彈，一是由優勢文化籠罩引發的接受與學習。這三種互動形態，在上述集合過程中，往往同時疊集。當然，若是文化圈之間優勢差距很大，則第三種形態的進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兩種形態。

由於地區性的自然生態，集合後的群體，有以定居為主的農業群體，這種群體的文化，趨於求取穩定，其逐步擴張的集合過程，則是地緣性的，亦即呈現為疆域的擴大。另一種則以人群移動為取得資源的方式，這種群體，包括獵、漁、牧、貿易，甚至掠奪。這一類群體的文化，趨於動態，其擴張雖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間進行，但是擴張的特征是疆域的擴大(例如遊牧帝國)，或積聚資源的增加(例如從事商業的地中海城市)。在人類歷史上，定居的群體毋寧為數最多；但是，在廣闊的歐亞草原與大陸間的海洋，則動態的集合更為可能。於是，由中亞草原向東向西延伸的內陸，又由中亞南下，西人地中海，南人印度洋與南太平洋，形成一個大三角形，遂成為舊大陸動態集合群體的主要地區，楔人其東、西與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體。舊大陸人類歷史，幾乎都是這兩種集合過程在各地進行。這一命題，卻並不能適當說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陸原居民的發展歷史。前面所述三項討論中國史與世界連結的項目中，移動與交往兩項，在討論集合過程時，都必然會有關系。

比較研究的方法，必須在可以比較的先決條件下，始有應用的意義。為此，我將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分列為幾個階段，作為比較研究的應用範圍。這些段落，列舉如下；但是，這些段落在各處發展的絕對時間並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絕對時間的分期，強加於各個地區，或各個文化圈的發展。這一序列毋寧是觀念性的；在時序上言之，這些觀念又是相對的，分別相對於其前後的形態，而不是刻板地演進。

第一個階段是傳統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當是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紀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紀。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進展為生產食物，無論是農業抑是畜養，都屬這一階段。親緣的家族、類血緣的族群、地緣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斷地集合與擴大。人類心智性的活動，以藝術與信仰為主要的表達方式。人類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見的特色。

第二個階段是文化核心區逐漸出現，並對其鄰近地區及社區占有相當明顯的相對優勢。這是集合過程中常會出現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體占有微小優勢後，優勢效應會繼續擴大，以致成為不容疑問的龍頭。過去的理論，殆以地理條件是優勢出現的主要原因。其實，組織方面的優勢，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階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領土國家等覆雜程度不等的集合群體。心智活動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經濟活動，不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長程的貿易。在中國歷史，這是三代，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時代，例如傳說中的夏代與商代；絕對時代應在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即第二個千年紀。相當於這一階段的其他文化，當包括兩河的城邦及蘇末的阿卡德、埃及的舊王國、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愛琴海的邁西尼文化及亞歐草原上正開始遊牧化的部族。在這一階段，大規模的族群活動已顯著出現，長程的族群移動已初現可能性，社會已經逐漸分化為顯著的貴賤與貧富。

第三個階段是區域性的整合階段。大型國家及帝國都已掌握廣大地區的人口及資源。集合群體的文化認同已經確立。哲學、倫理以及有關的價值觀念，都已達相當程度，雅斯培所謂樞軸性文化的突破已發生了。在中國，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發展了天命觀念，孔子已為中國文化開啟了中國文化的特色。其絕對時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紀的大半段(公元前一二零零一前一五零年)。其他地區可以相應的時代是兩河的亞述帝國、埃及的中王國與新王國、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臘的古典時代與地中海泛希臘化時代，以及時間相當晚的美洲諸文化瑪雅、阿茲迪克與印加文化。在這一階段，族群的大規模長程移動，已經沖擊不同文化，因此區域的交流與沖突也十分強烈，經濟活動已有專業的工業生產、商業城市與長程的貿易。心智活動已有戲劇與詩歌等文學創作、哲學、科學以及相當規模的宗教組織與相應的神學。

第四個階段是區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國的歷史，這是秦漢大帝國及隋唐帝國，亦即“中國的中國”，絕對時代是公元前二五零到公元一零零年。別處相應的時代，包括地中海的羅馬世界、印度次大陸的梵文世界及中亞的幾個大帝國依次出現的時代。這一階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國與普世性文化或宗教體系相伴出現。例如佛教、儒家、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區域。大規模族群移動以“蠻族”入侵的方式，由前節所述中亞三角形地帶，沖擊幾個普世性的秩序。同時，長程貿易跨洲轉輸，商路上居間族群獲利至豐。於是，這些已經整合的區域性集合群體，在整合完成時，也已開始了區域間的接觸、沖突與交流。

第五個階段是大區域間密集交往的階段。在中國歷史，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一零零零年到公元一五零零年。中國已不是亞洲東部的中心，中國與四鄰形成多國的國際體系。蒙古興起，是亞洲草原上最驚心動魄的大規模族群移動，也象征遊牧族群的最後一次大舉。在其他地區，這一階段包括歐洲中古以後的多國體系，印度洋與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國家興起，以及伊斯蘭教國家在亞非腹地的發展。心智活動方面，幾個主要宗教或思想體系，在互相影響之下，都有所重組更新與修正，例如中國的宋明理學與心學、印度教的覆興、佛教的華化、伊斯蘭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經濟活動方面，城市化與長程貿易都正在為另一時代的來臨開啟先聲。

第六個階段是走向全球性群體集合的近代。這個時代，在中國是公元一五零年到一八五零年。中國已進人世界性的經濟體系。全世界都承受“發現新大陸”與“開拓新航路”的長遠影響，各地也都承受工業革命的影響。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權國家。殖民活動引發了新形態的族群沖突。各地動物與植物的傳布，使全球的食物資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第七個階段是現代。在中國，這是一八五零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漸納入一個世界性的多國體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兩次世界大戰，戰前戰後的許多劇烈沖突，都是整合過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動中，最重要的是現代科學、大眾傳媒、現代交通與資訊、民主與人權觀念的擴散，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相生相克。經濟活動方面，最重要的是工業大量生產，信用流通與國際貿易。群體的性質也有改變；平民上升，階級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與個人主義……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還正在發展的過程中間。

上述七個階段的劃分，主要是為了便於比較研究。每一個階段比上一個階段都更為覆雜，其中單位群體的交往接觸也更為頻繁。七個階段的變化，既是演進的，也是因應群體外面的刺激而起的變化。我的構想，人類歷史的發展毋寧是動態的辯證過程，既有繼承，也有斷裂；既有演化，也有傳布；既有功能的適應，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擇，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文化圈，都在大範圍內，趨向於“合”，但又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其特色。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無不畢同；自其異相視之,萬物無不分殊。人類的歷史，也是如此。

(原載《尋路集》，新加坡，八方書店，一九九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