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對於中國文學來說乃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大事件。雖然他是繼高行健之後第二個漢語寫作者的獲獎，但由於沒有政治權力的阻撓，因此他迅速地傳遍中國，震撼中國。兩個月里，莫言的著作一版再版，復蓋整個中國，也讓中國讀者開始重新關注逐漸被市場邊緣化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作為文學研究者，我一方面為莫言的成功感到喜悅，另一方面也有些擔心，是不是廣大中國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只是由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刺激？而這一關注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最終會隨著諾貝爾頒獎儀式的結束而逐漸消逝？

回想八十年代，當時文學還處於公眾關注的“中心”，無論是“傷痕文學”，還是“尋根文學”、“實驗小說”，都能一下子吸引年輕人的注意力，成為街頭巷尾的議題。隨著商品社會的迅速發展，影視文化逐漸取代了原本文學擁有的“中心”地位，而文學逐漸被邊緣化了，比如莫言是個熱烈擁抱社會現實、充滿關懷熱情的作家，其小說的社會批判力度極大，盡管如此，在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恐怕還有許多青少年讀者並不熟悉他的名字。除了社會大環境的原因，中國當代文學自身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語言和技巧上雖然變得越來越完善，但是卻與當下劇烈變動的社會變得越來越脫節。不僅如此，雖然莫言這一代的小說家們在解構官方話語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們的小說從集體經驗語言回到了個人經驗語言，以各種藝術表現形式解構了以往的革命話語，可是在成功地解構了這些主流意識形態之後，他們的小說是否除了虛無就是虛無，是否還能夠提供了一些關於心靈救援的力量？當文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微弱時，有的作家認定文學應該“回避崇高”，不必再談“教育” 、“拯救” 、“責任感”等；也有些作家認為，文學能“自娛” 、“自樂” 、“自救”即可，完全不必奢談救人、救國、救治靈魂。這樣，文學是否還有廣泛的社會意義便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用意象表述，便是文學是否還可以成為照亮社會的一盞燈？

二十世紀初，憂國憂民的魯迅棄醫從文，立志把文學當作拯救國民性的工具。他在《狂人日記》中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作為先覺者的“狂人”，不僅發現整個中國文化的字里行間都隱含著“吃人”的罪惡，而且發現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吃人的一員，即使已經覺醒，還是抵擋不住吃人的慣性。作為一個啟蒙者，魯迅的姿態是高於大眾的，正因為這一“高”姿態，他才在《狂人日記》的結尾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才在《熱風》中明確提出，文學應當成為引導國民前進的“燈火”。

魯迅的救贖情懷一直延續到當代文學。在上世紀下半葉，文學的社會功能被畸形膨脹了。文學豈止可以救救孩子，而且可以改造中國改造世界，作家可以充當“靈魂工程師”，可以當“號角” 、“旗幟” 、“階級鬥爭晴雨表”。正因為過分誇大、過分膨脹，所以才出現相反的思潮，認定文學的救贖功能純屬妄念，“救救孩子”的吶喊純屬“空喊”，文學的救治意義被懸擱了。比如，許多先鋒小說更關心的是語言和技巧的更新，而不再關心文學的救贖意義。可是，我們在莫言的小說《酒國》里卻又聽到“救救孩子”的聲音。在《酒國》這個半虛構半現實的欲望橫流的“肉人”世界中，連可愛的嬰兒都可以成為一道大餐。所有的人都在“吃”，連原本去調查紅燒嬰兒案件的偵察員丁鉤兒，在酒色的包圍中，自己也從警察變成了罪犯，無意識中也加入到了“吃人”的宴席，成了吞吃孩子的一員。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結尾，莫言把自己也寫進了“酒國”，他用自嘲的口吻讓那個“體態臃腫，頭發稀疏，雙眼細小，嘴巴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走進了那個似幻似真的墮落酒城，跟著小說里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大吃大喝，只是在品嘗“紅燒嬰兒”大餐之前就醉倒在桌子下面了。從莫言自嘲與反諷的描寫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世紀末肉欲橫流的頹廢盛宴，而在這場盛宴中，每個人都進入喝醉酒、吃嬰兒的“共犯結構”中，每個人都無以自拔。莫言與魯迅相似，既發現吃嬰兒，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也是“共犯結構”中的一部分。

莫言雖有救救孩子的情懷，但又意識到自己沒有力量。在短篇小說《棄嬰》中，莫言再次以敘述者“我”的聲音寫了一個企圖“救救孩子”卻又沒有力量的脆弱的個體，在這個人身上，我們又看到了“作家莫言”的身影。“我”雖具有悲憫之心，從葵花地里揀回了一個被人遺棄的女嬰，可是面對家里人的責怪，內心卻充滿矛盾。小說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幾天之後，我更加尖刻地意識到，被拋棄在美麗葵花地里的女嬰，竟是一個集中著諸多矛盾的扔了不對，不扔也不對的怪物。人類進化至如今，離開獸的世界只有一張白紙那麼薄；人性，其實也像一張白紙那樣單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

頂著家人的壓力，敘述者“我”勉強撫養了幾天被拋棄的女嬰，想給她找一個歸宿，可是卻怎麼也找不到，公社里的人對這種棄嬰現象早已司空見慣，已經變得非常麻木了，而“我”的姑姑，也就是後來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中的原型人物，是個婦產科醫生，見到“我”，反而要勸說他領養另一個可憐的女棄嬰，後來“我”只好悄悄溜走。這篇小說悲天憫人，既感慨人心冷漠，（對待幼小的生命沒有一點同情心），又“悲憫”那些拋棄女嬰的農民，在作者眼里，人性，“其實也像一張白紙那樣單薄脆弱”。甚至本想要救女嬰的“我”，也一樣是充滿矛盾，一樣脆弱。他原本想救女嬰的“英雄”之舉，被自己內心的懦弱與矛盾所抵消，反而想著如何要把手中的女嬰“推銷”出去。對於自己救女嬰的“英雄”之舉，敘述者“我”有這樣的一段內心獨白：

“我每次為別人付出重大犧牲後，得到的總是別人對我刻骨的仇恨和惡毒的詈罵，最惡毒的詈罵。我的心已經被傷透了，被戳穿了。當我把被醬油腌透的心獻給別人時，人家卻往我的心上撒尿。我恨透了醜惡的人類，當然包括這個食量頗大的女嬰。我為什麼要救她？我聽到她在憤怒地質問我：你為什麼要救我？你以為我會感謝你嗎？沒有你我早就離開了這個骯臟的人世，你這個執迷不悟的糊塗蟲！”

整個“救救孩子”的行為不僅內心沖突而且充滿了荒誕的感覺，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表現出作家救世情結的深刻困境，包括對“我”是否具有救世能力表示懷疑。在困境中，莫言把敘述者“我”脆弱的一面揭示給人看。他的長篇小說《蛙》的主人公，是“我”的婦產科醫生和生育辦副主任的姑姑，本來應該幫助一個個幼小的嬰兒來到這個世界，可是在計劃生育的政策下，她反而成了扼殺“孩子”的人，但是到了晚年，她有了反省和自我懺悔，通過與捏泥娃娃的丈夫合作，試圖再現一個個在她手中消失了生命的“孩子”。《蛙》中的“我”，也有一種懺悔意識，不僅對他的前妻感到內疚，而且對後來被借肚子生孩子的可憐的陳眉也感到愧疚。敘述者“我”雖然沒有救贖他人的能力，但是他的懺悔意識至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只是一個脆弱的凡人，一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一樣有可能參與“共同犯罪”的人，就像《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在無意中參與了吃妹妹的行為。在荒誕的“共犯結構”中，由於姑姑和“我”擁有了他人沒有的懺悔意識，他們至少在冷漠的世界中還能保留住自己內心柔軟的一面，對他人的痛苦還有感覺，還有自責，而對一個個無助的孩子的生命，還有憐憫。